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连续两位数字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换取了高度的合法性，人民群众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净增长”时亦强化了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当然，这种高度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许多新风险，如城乡差异和贫富分化的扩大等问题，鉴于此，执政党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口号，广东的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是服从于中央的和谐社会这一宏大目标之下的。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广东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中央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缩影。因此思考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意义应该从三个向度来观察。
从自身看，广东应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必须承认的是，今天广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珠三角地区的成功或者城市发展的成功，正如汪洋书记在粤苏社会经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的，当前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发展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实现区域发展成为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挑战。2006年广东区域差异系数已经达到0.77，远远高于全国0.67的平均水平，而在环境保护、外来工权益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广东也一直受到诟病。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关于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外来工对比调查显示，在包括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人身安全、外部环境、政府政策等一百多个调查指标中，珠三角已经全面落后于长三角地区，而导致这种落后现状的最关键性因素又是制度性因素，已经蔓延数年的广东民工荒即是证明。过度的开发已经没有了土地储备来提供社会发展项目，干净的水源和洁净的空气也已经很难在珠三角地区找到了，社会治安和外来工权益保护更是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因此，解放思想必须回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上来：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或者说进一步思考这场改革让谁得到了和得到了多少利益的问题。
1970年代，伟大的政治学家罗尔斯就提出了一个关于正义的基本原则，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正义观体现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都要平均地分配。而实现这些正义价值的两个正义原则分别是平等自由优先原则和差别原则，所谓差别原则即是说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分配，正义应该优先满足社会的弱势阶层。罗尔斯的正义指标与我们正在落实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有共同之处，对弱势阶层的保护不仅是一个现代政府的责任，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正义标准。因此，我们今天对解放思想的讨论应该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价值观的转变，那就是如何来保护更多的民众拥有更多的权利，如何来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公平地分配到弱势阶层手中。过去三十年我们的效率挂帅和经济发展已经为这种思想领域的范式转变打下了基础，诚此，我们才有信心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社会。
(注：本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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