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之辨
王宏斌说起过，“1998年2月，从北京过来一个经济学家，来到南街村找到我，往那一坐就问我，你南街村真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吗？我说有这个因素。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它是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哪个因素决定的。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的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他问这几方面的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截止到目前，我们南街这一班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到以后我们的水平提高了，能把它量化出来了，再给你汇报。再说，现在社会上也没有这种计量器具。接下来他又问我，你南街村搞经济，假设经济搞垮了，这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搞垮了吗？我说哪能这样讲啊。我说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职工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吗？他说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那你是讲错了吧！我说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成，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即使总书记个人有时候讲的不对这也很正常，这可不是总书记个人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那十五大精神也在发展。我说即使在发展它也是一个过程。十五大会议刚刚结束，可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论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学家，百分之百反对你南街村这个做法。我说不要说你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你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只要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你也管不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南街村的发展模式，经济学界向来存在不同意见。对它已经富裕起来的判断一般没有歧义，这个意见的分歧，大多集中于对南街村的发展模式的理论解读上，王宏斌虽然也会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但归根结底还是认为“毛泽东思想、集体化经济”才是致富法宝。但是，经济学家则一般会认为，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南街村能在富裕起来之后开始奢谈毛泽东思想、集体化、按需分配。
我查书找到，经济学家钟朋荣是比较早的指出南街式“共产主义”模式的“集体资本主义”内涵的学者，钟说，本村村民只有3000人，而雇工有一万多；对内实行按需分配，这些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外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占有雇工的剩余劳动。这就是南街的本质。至于它的一些外在形式，如学习“老三篇”、唱《社会主义好》之类，如果对南街有什么帮助的话，那也只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对村民提倡艰苦奋斗，对雇工讲奉献，这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二、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南街村这套形式可以提高信誉；三、南街村这些形式给人以新奇感，吸引舆论，这样可以不花分文就做很大的广告，当然经济效益不在话下。南街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市场经济大环境，如果国家依旧实行计划经济，就不可能有南街，南街村现在经济运营模式，在过去都是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南街村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政策的、资金的，作为一个村，能得到几个亿的贷款（记者注：王宏斌前几天对我说，现在的贷款等负债规模大约是14个亿左右，占总资产的55%左右），这在中国恐怕是不多见的。南街村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靠“传统”的东西发展起来的，要还南街村真实面目。
南街村到底靠什么富起来？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并不是要否定南街现在的富裕，而是要搞清楚最多一天到南街学习参观的7万人该向南街学什么的问题，是集体化，还是抓住市场经济机遇发展工业化？
南街村并非1985年才首次搞集体化，而是至1981年就已经搞了近30年的集体化。结果怎样呢？南街村的材料里就有——“过去的南街村，是全县出了名的‘难街村’。60%的村民住的是破草房，人均8分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只能挣一口饭吃。就连生产队牲口棚里点灯用油的钱，也要靠群众凑，村集体买不起7分钱1斤的平价煤油。”“那时村民吃了上顿愁下顿，年头至年尾，难穿一件新衣服”，“逢年过节，能吃一顿白面馍，能尝尝肉味，是村民最大的期望。”近30年的集体化经营，给南街村带来共同富裕了吗？没有，带来的是共同贫穷。其原因，只是像王宏斌认为的“就是因为没化肥”那么简单吗，恐怕不是。
改革开放后的南街村，不是集体化导致了共同富裕，而是村办企业的利润导致了初步共同富裕之后，再重新实现了集体化。这时候，这个集体化实际上体现的只是内部的分配方式问题。南街村成功的经验，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和成功实现的农业工业化。实际上，如果现在南街村再搞一次包产到户的“大倒退”，各家种各田，也未必会又变穷了，因为庞大的工业企业、庞大的外部市场、庞大的外来工队伍的剩余价值，才是南街村村民根本的利润来源。只要做到了这点，利润怎么用，只是自己的家务事，用什么理论来阐释都可以，供给制也好、股份分红也罢，只要大家乐意、摊得公平。
村治结构的问题
目前的南街村已形成了“班长挂帅”、党委领导、党政经“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南街村人公认的“班长”——党委书记王宏斌无容置疑地居于权力中枢的核心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权力体系的运转。这一方面来源于他的能力、品质——通过在村里的了解和与他本人的接触，我非常愿意相信，他本人确实是个一心为公的、很纯粹、很有感召力的人，另方面也是南街村的村治结构使然。因为，南街村模式几乎包揽了村民生存所需的一切，这当然大大增强了“集体”对资源和公众行为的调控能力。无庸讳言，这也使其成员丧失了自身生活选择的大部分独立性，造就了村民对集体和“班子”当然首先是“班长”的完全依赖。韦伯把政治统治划分成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合理型和魅力型。传统社会对应着传统型，现代社会主要是合理型统治。魅力型是一种过渡形态，它依托于领袖个人的超凡品质，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当领袖去世或退位后，他独一无二的超凡魅力很难被新的继位者所继承，会发生一个变化的过程，或者走向传统型，或者走向合理型。王宏斌无疑是位魅力型领导人。对“后王宏斌”时代，他这样说过，“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只要还是党委领导，南街村就不会变不会垮”。我相信他自己对这个话也不会太自信。接班人问题永远是魅力型领导人最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倾向于寻找与自己思想、品质、能力等都重合的人物，最后才不得不承认这是多么的不可能。
目前南街村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南街村党委、村委会、公司三个组织其实是合一的，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于一体。根据有关法律制度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管理村内的公共事务，是村庄治理的主要组织载体。但项继权博士在河南南街村的调查发现，在集体工业高度发达的南街村，村民委员会组织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牌子。村民委员会无法承担独立职能，对这个现状的坦承也可以在我对王宏斌的访谈中找到。
乡村工业化和再集体化，给南街村的村民自治嵌入了新的变量因素。村民委员会不再是村治的主要角色，那么村民自治将以何种组织形式存在和发展？村民委员会是集体资产的当然受托人，但例如南街村，从1980年代开始，集体资产（企业群）是由党支部（党委）班子集体承包，这个资产关系在将来可能的变动下怎么处理？企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都是南街村将来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还暂时没有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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