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涉及基本理论的问题。我注意到王老师讲，劳资关系最好的调节是市场调节，政治不要过多的干预。从一般理论上讲我觉得是对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是确定劳动关系政策的一个依据。但我觉得恐怕缺了一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完全靠市场是不行的，劳动法学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劳动力市场是基础，政府公权的介入也是一个基本特点。刚才五月散人的发言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讲的基本思路我赞同，但是对于《劳动合同法》的评价我有另外的想法。你的基本思路是从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趋向看，这个法制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劳资自治，工人自己形成团结的力量和资方抗衡。这样的思路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中国目前恰恰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只能就现实我们能达到什么程度，就做什么样的努力。当然，散人讲的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中国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恰恰没有形成市场引领国家劳资关系的集体力量——工会代表。我们得承认，中国有一个人数很多的工会，但是并不强大，只是庞大。中国工会在中央一级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这次立法全国总工会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工会在基层的作用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在企业，这是很现实的。
或者这么讲，我们现在的劳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雇主一群工人，工人是原子化的，根本不对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关系应该怎么办？在劳资不成熟，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公权就要介入。尤其工会没有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如果不介入，比如最低工资。张五常最反对最低工资了，张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很遗憾的，对劳动关系基本上没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的劳动关系基本上不了解，那么很任意的说话我确实感到吃惊。比如说，很多人反对最低工资，但以美国为例，美国今年最低工资翻了一倍，工会已经通过了。提高劳工相应的待遇以后，形成一个劳资相对的平衡，它不仅是对劳工有利，而对劳资双方都有利。
现在我们《劳动合同法》究竟介入了多少？我觉得介入非常有限。大家都在谈《劳动合同法》，可是有几个人认真对照着《劳动合同法》的具体条文，认真研究它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用工制度，比如说成本提高，提高什么了？哪儿提高了？很多企业说我们没提高。比如说华为，华为实际上给工人的待遇比《劳动合同法》的要求高得多。但是为什么企业有压力呢？但是为什么企业有压力呢？就是因为《劳动合同法》仅仅是把原来《劳动法》规定的有些东西程序化了，例如，以前的劳动合同是想签就签，不想签就不签，现在规定，不签合同就付两倍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有形成本的提高还是有限的，但是违法成本比较高。为什么很多企业压力大？就是以前《劳动法》执行的不好。工人有了这个权利以后，有了这个法律意识，企业就会很难办。
如果逐条的讨论一下《劳动合同法》，恐怕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种。企业很多时候不了解，专家又有误导。有很多来找我的企业，我讲完《劳动合同法》以后他们基本上都能接受。我觉得，从立法来说有一个对法律准确解释的问题，比如说张五常，基本上没有比较这个法律条文和原来的差在哪里了，《劳动合同法》有哪些新的东西，有哪些新的影响。没有这种技术性的分析是不行的，你对这个企业有多少了解？你找过多少工人？你找过多少管理者？我一年基本上都在企业里面呆着，所以这一点，不要做一般的判断，这种判断，要我判断我就说《劳动合同法》促进中国经济，这没有什么意义。
另外一点涉及到王老师提到的国际比较的问题。很巧，一江是24日从印度回来的，我是23日回来的。最近几年我在外面跑的比较多一点，去年10月我在越南考察，长的短的跑了将近20多个国家，德国和日本去的次数很多。一江刚才说我举例比较多的提到德国和日本，就是因为我太熟悉他们了，我在日本教了将近两年书，德国联系也特别多，所以就说的多一点。德国和日本二战以后，都是战败国，为什么三十年经济一下子能起来？我当时提出，除了有一个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以外，还有他的劳工政策，劳工政策搞得不好不可能经济发展。但是现在德国和日本80年代以后遇到了新的问题，我只是把他们的发展阶段和我们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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