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王一江
以下为王一江在腾讯思想沙龙“《劳动合同法》下的劳资关系与经济发展”上的发言：
王一江：大家好！我在《对话》节目和《经济观察报》上面已经讲过的观点就不再讲了，讲的太多了也浪费时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我在这里就讲一个思想，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思想是，劳资关系本质上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所决定，基基本规律是，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候，劳动者的工资一定是低下的，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当中一定处于弱势的地位；当供不应求的时候，工资一定是上涨的，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一定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挑工作，可以要求更好的劳动条件，要求更好的福利条件，雇主就得想办法求这些劳动者，要通过竞争使劳动者到这个企业来工作。
这样正反两面的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的经验，其实在中国我们都看见过。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改革开放30年来都是供大于求为主，但是最近两三年来，东南沿海已经发生了很多供不应求的情况。供不应求发生以后，企业就要用巴士到各个村子里去找他们原来的员工，说，你们过完春节以后再来吧，我这里有什么新的条件。工资在十余年时间没有太多的上涨以后，最近两三年开始大幅度的上涨，这些都说明了劳动力市场自身达到供不应求的时候，劳动者的福利和状况就会有大幅度的上升。
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立法为依据来转移的，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面对工资低下的情况，如果想通过立法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雇主会更少雇佣劳动力，劳动过剩的情况就会更加的严重。因此我们说，这一类的立法，虽然说目的是为了提升劳动者的利益，实际上是提升了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就是已经有工作的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了提升，但是同时，这种立法也使劳动者找工作更难，使没有工作的劳动者，连找一个最起码的工作都变得更难，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当然，我们的愿望是使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条件都能够尽快的改善，但是，我们通过立法能不能实现这个结果，是值得关心的问题。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者，那些只能在最基层的，最下层的工作岗位上找到一份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立法对雇主做过多的限制以后，这部分的劳动者首先成为找不到工作的人。
所以说这个立法，不大可能保护整个劳动者的利益，实际上是将劳动者的利益进一步做了划分，使处于中间或者偏高一些劳动者的利益得到更好的提升，使得最下层，最需要帮助的劳动者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损害，找工作变得更难了。
我在《经济观察报》和其他一些场所，《环球财经》上面写的一些文章也举了一些例子，我个人认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比如进城的农民，他们向我描述了他们进城以后，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有些混得还不错。他们说，我第一份工作，只要能有地方给我过夜就行，有地方过夜，我进城就算成功了，最怕的就是来到北京连个过夜的地方都没有。有了过夜的地方以后，他在那个不理想的工作岗位上，一方面获得技能，一方面获得了北京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熟悉状况，另一方面他骑马找马，或者说骑驴找马，下一次他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很多劳动者都是这样，单枪匹马，孤身一人，背着一个铺盖卷来到北京，通过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今天也可以说算是在北京扎下根来了，有了一份工作，比原来在家乡好了很多。我们的立法要特别注意，不要破坏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要破坏最低层的劳动者起步的机会，不要使没有工作的人，没有机会的人，最开始这几个台阶怎么也过不去。
那么劳动力供大于求这个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经济不发展，是因为生产力的水平低，经济发展的水平低。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结论，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对于劳动者的利益来讲，最长远，最根本的保证，还是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不是限制企业活力、阻碍经济发展的劳动立法。
我经常喜欢给大家回顾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劳动者当时的法律地位很高，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那个时候，在我们国有企业里面，大家都是铁饭碗，很多福利条件都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福建、广东、浙江，很多沿海的人，都要跑出去，跑到香港去，跑到东南亚，跑到日本，甚至跑到欧美去。当时杨尚昆、叶剑英、习仲勋都是领导人，习是广东担任第一省委书记，杨是第二书记。他们看到一个个村子的人都跑光了，非常难过。这些人为什么要跑呢？当时这几位领导人思想非常的解放，非常的有水平，他们说，不能怪老百姓，他们太苦、太穷了，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叶剑英同志也说，这些村子里老百姓怎么这么穷呀？比我们二十年代出来干革命的时候还要穷。 广东穷成这个样子，香港富成这个样子，你叫他怎么不跑？我就喜欢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劳动者当时不愿意在这里受法律保护，当家作主，而是要跑到一个人吃人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去，没有合法身份，没有法律保护，受剥削，受压迫呢？ 道理非常的简单，就像习仲勋同志，杨尚昆同志他们所说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经济落后了，他在这里当家作主连但饭都吃不饱，他当什么家，做什么主？他跑到那边去，可以买得起车，可以有一点存款，寄钱回来，家里也成为当地生活水平最高的啦。也就是说，因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他就是生活在发达经济的最低层，也比在一穷二白的地方有法律地位，当家作主人强，所以他选择，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跑出去。这说明，发展经济，改变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格局，这是劳动者长期利益得到实现的最有效的保证。 这个不是通过立法，不是通过政府干预可以实现的东西。 广东老百姓往外跑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是改革开放30年导致中国经济飞跃发展，上了好几个台阶，大家自然就不往外跑了。
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政府不要立法，不要干预，有两件事情是政府一定要通过立法和干预来做的。一个是，如果雇主有损害劳动者个人自由以及健康、安全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劳动立法和其它类型的立法，一定要坚决的干预，特别是在执行方面，要大大加强。第二类问题是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了不执行的，政府要干预。除了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政府在其他的方面干预的力度应该小一点。当我们看到一些黑煤窑，黑砖窑雇主侵犯劳动者利益人身自由和安全时，我们也很气愤，但是不要把这个作为劳资关系当中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来解决。就像我们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刑法，但是也免不了有杀人放火的，我们对这种侵害他人生命安全的问题是无比气愤的，正确的做法是加强我们的监狱系统，而不是更多的限制其他守法公民的个人的行为。比如说你身上不准带水果刀，你家里不能有铁器，如果采取了这一类的措施，就做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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