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我是在附近一家IT公司上班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我对这个《劳动合同法》提一点切身的观点。首先我觉得它在实施上有一些难度，第一点就是说关于加班费的问题。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北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他当时就觉得IT从业人员加班就不应该给加班费，我不知道你加班没有，我不知道你干了多少活。但是新的《劳动合同法》说一定要给加班费，有明确的规定。我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子，IBM很著名的企业，它从来不给加班费，但是我就想知道，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它会怎么办？它怎么对员工进行考核，怎么选择不付加班费。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劳动年限的问题，在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我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希望劳动合同签的越短越好，但是用人单位是希望你签的越长越好，可以说它们的想法更为一致，就是说咱们的劳动关系越稳越好，这个对谁都好，但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对于用人单位可能会返过来想。
我再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三方就业协议，现在很难签这个三方劳动协议。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劳动合同法公布实施了，但是怎样帮助它实施的问题。
郭军：这个问题其实提的非常好。第一个问题不是《劳动合同法》的问题，而属于劳动基准法。加班要给加班工资是劳动法规定的，加班要给加班工资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有些行业确实没有办法去核定你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劳动法已经给了企业这种选择，你可以申报不定时工作制，也还可以有些岗位行业申报为综合计算工时制，这个就是让你加班你就加，比如说企业的一些机修人员，没事的时候就是喝茶看报纸，但是有事的话就是周末也得来。还得再强调一下，《劳动合同法》不是《劳动基准法》，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企业感觉到压力很大，其实有大量的劳动者不愿意签无固定期。有大量的农民工不愿意签，他们很多愿意签一年，以一年为一个工作单元，到了过春节我回家了，下一次我来不来还得琢磨琢磨，比如老板给的钱少我不来了，别的老乡说那边好我又上他那里去。有时年轻一点的员工不愿意签，因为他愿意把工作积累作为一种资本，我在这个企业工作过，我在那个企业工作过。另外一个也在探索，看看这个企业适合不适合我。员工不愿意签太长，企业可能愿意签太长，所以，《劳动合同法》并不干预市场劳动关系。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比较清楚的。
最棘手的就是所谓的三方协议，就是学校和企业为了证明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好，学校就业率高，全都签出去了，但是有些就业协议，可能真是形式上的东西。这个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法》非常有意思，《劳动合同法》把劳动关系的建立在签不签劳动合同文本上，所以《劳动合同法》第7条就说，只要用工就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这个劳动关系就有效，就合法。确实有的企业和学校有一种协议，如果严格来说的话，这个协议是学校培养的学生提供给企业，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或者是实习的机会，这个协议和劳动合同怎么去衔接？确实是有问题，坦率地说，我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把劳动合同和就业协议如果紧密的结合起来，这个是有法律问题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问：我是中国新闻周刊的，听了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我对常老师的说法有点不满，因为常老说富士康事件，最后归到媒体责任来结尾，有为它做广告之嫌。比如说黑砖窑，很多媒体依然在帮助黑砖窑的劳工，在做出自己的努力的。
常凯：我们之后再沟通一下，我一直是抱着特别友好的态度，如果说哪个企业能按照比《劳动合同法》更宽松的程度对待工人签劳动合同，都应该给它做广告，这是很难得的，这种广告我不光在这儿做，我把它做到华建敏那儿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您的立场和我的立场不一样。
常凯：我觉得媒体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责任感。不是说我们在宣传私人企业，而是它之所以这么做的话，我觉得很难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刚才提到工人是原子化的，但是改革开放也三十多年了，工人罢工实际上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地方有地下工会，老乡会，靠维权来形成一个行业，来盈利，来帮助工人，这就是说这个行业是存在的。在这个时期出来劳动法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为劳动大队，监察大队，就是执法部门，包括为工会提供一个新的什么模式，这是我关注的。
另外一个就是您是否认为，地下工会，包括这种民间维权人士，他们的作用会不会削减，或者他们会不会失业？本质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讨论劳动法的问题，今天已经超越了一部法律，完全关注的是工人的政治权利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公权，也就是政府它的执法的目标，企业有一个目标，劳动者有一个目标，只有公权和劳动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才能够真正达为劳动力去打官司。实际的操作层面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现在经济是往上涨的，如果经济衰退的时候，最牺牲的利益是谁的？
郭军：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其实我一直想说一句话，就是媒体在推动劳动关系的这种规范化、法制化建设上功不可没，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无论是农民工吃剩饭，还是广东的肯德基麦当劳的非全日制用工不以小时支付工资，包括时代桥的用工派遣，首先发现问题的都是媒体。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讲，中国很多制度上的问题的推进靠的是事件，而对于这种事件的披露和报道更多的是媒体。
郭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劳资和政府的目标完全一样，就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劳动关系和谐，而且都是发展的。只有发展，员工的工资才能增长。企业遇到金融风暴，利润下滑，没有办法谈涨工资了，只能谈别降工资，少降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劳资目标完全一致。但是这件事确实很难，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共识，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分配，靠法律可能无法解决。你刚才讲，我们劳动合同法确实想要向这个方向推，去引导企业，第一企业不要太短期化，你可以选择一天一签，一年一签，但是长一点的成本低一些，长一点的员工可以跟你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发展基础，只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确实有一些非法的维权组织存在。员工有自发的维权意识，就是说如果我们政府保护不到，我们的工会组织还没有普遍的建立，因为工会不是强制的，不是法律要求必须得建工会，是员工自愿结合的。发现问题的时候，找政府的部门，有些可能推诿了，有些不管了，那怎么办？找老乡，同乡会，打工者联谊会，应运而生的，有人看到了这种商机，于是就成立了民间的维权组织。有的可能是出于一种社会正义，有的可能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但是无论如何，它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当然还是从源头来解决，第一就是我们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政府施加一点援手，通过法律让劳动者和强大的资本方能够有一种相对平衡，大家有一定讨价还价的基础，只要你用我，你就得给我一定的工资，不用讨价还价，这个就是对它的一种基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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