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我们所讲的中高端，不是管理层，拿几百万年薪的中高端，我们讲的都是蓝领，属于低工资里面相对具有稳定工作的这个层面。
郭军：这个分的是很细了。
王一江：还有分为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
郭军：那这个问题已经跳出了《劳动合同法》范畴之外了，而是就业促进法，才能解决您说的有工作和无工作的问题，我们把劳动标准抬的准门槛太高，就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分歧。但是确实有人讲，这个劳动法的设计就保护了中高端，比如说经济补偿金，无固定期，对工资高的人可能更好。但是对于一些农民工来说，老板不把他当人看，给你口饭，给你活干就不错了，现在用了人不签协议，两倍工资，我认为这是对低端的最直接的保护。
郭军：所以，最极端的人最需要证明你用了我，证明你答应给我多少，《劳动合同法》不讨论工资高和低的问题，不涉及这件事，作为一个农民工，一个月你给我六百我愿意，我接受了，但是，你得按照这个给，你得按照这个形式发。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到，这个时候，《劳动合同法》就该起作用了。
常凯：我觉得好像有误解，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劳动合同法》保护的就是已经就业的最底层的工人，没合同的人，对他来说最直接，最受益。为什么说只保护了高层的劳动者，根本的理由在哪里？
张东生：因为高级的补偿高。
郭军：能看上这点补偿金的，就不叫高级了。
常凯：现在《劳动合同法》特别规定，中职补偿超过工资三倍的封顶，时间只能是13个月。好多人有意见，为什么这么定，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劳动合同的，或者没有定的，对他们都没有很直接的影响。没有工作的人，他不属于这个法律的范畴，属于就业促进法。
当然这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有人问会不会形成大规模裁员？我认为不会，目前我们市场化的企业基本上是人实相符的，鉴于《劳动合同法》将来严格了，所以赶快就裁。但是你想想，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任何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必须有后备力量，失业率通常在3%之内很正常，我们现在工资劳动者多少人？ 2.5%的话就是7000万，我们现在真正裁员有多少？媒体一报道就是多少人没有了工作，不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企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发展还得发展，做不下去的话，当然也做不下去。
郭军：我帮企业说句话，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前的裁员，其实很多并不是裁员，很准确的应该叫法律的一种解除劳动关系的形式，其实很多企业是单方解除，单方变更。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政府有些工作的不到位，就是对《劳动合同法》有些制度设计的理解上大家有一些分歧。比如说《劳动合同法》生效前的工龄算不算延续？有些企业担心了，如果算的话，赶紧了结掉，以后有新的了，就没有这个压力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些立法者还有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相对滞后一些，使得有些企业无所适从。企业当然要考虑利益的最大化，先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先等着了断，如果解释的是算，我正合适，如果说不算了，我也不担心了。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劳动者可能会受到影响。一些劳动者到媒体上来讲，《劳动合同法》是一部恶法，没有《劳动合同法》我还有工作，有了《劳动合同法》结果失业了。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就在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生病了，如果你年龄大了，企业还会继续用你吗？这部《劳动合同法》就是要给我们劳动工人建立一个相对长期的，以后企业要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在新旧体制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人确实会成为一种历史的牺牲，这个问题确实会存在，但是我们希望这种牺牲越少越好。多些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多一些好的企业，我相信劳动关系会有一种良性的发展。
左祥琦：《劳动合同法》的条款我看的比较多，在操作层面，我觉得有些问题确实对中国经济有影响。首先我不代表企业也不代表部门，包括最近很多企业找我采访，我能推就推，因为我觉得现在媒体的讨论，包括社会上很多引导都是不正确的。比如有的媒体说，你替企业说说话，有的媒体说，你替劳动者说说。我觉得，不可能说劳动者和企业谁对谁错，劳动者要钱你就得多给我，我凭什么给？趋利避害，是各个方面的本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首先立法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因为法律的指引功能是非常强的。就比如我刚才讲的，劳动者没被签劳动合同就要两倍的工资给他，我觉得这种引导不好。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加重成本，我对这个没有意见。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坚固的社会公平，也就是说你这个法将来落实以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所谓的公平就是，把违法者惩罚了，也不能让另外一方钻空子。或者说恶意的、没有额外的付出就多拿钱，这样的引导会导致劳工内斗。
郭军：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如果不产生劳动合同就产生劳工内斗，不可能。
左祥琦：我是说两倍工资的问题，一倍给员工，另一倍政府拿走，我觉得没有问题。
侯登华：以前的劳动法也有规定，不签劳动合同也要有行政处罚的，但是一直没有推行下去。
左祥琦：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郭军：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签劳动合同是法定义务，这个对企业来讲没有什么为难，你用人总得承认吧，给多少钱也总得要讨论吧。
侯登华：如果员工不签怎么办？实践当中有很多这种。
郭军：可以完全不建立劳动关系。
左祥琦：那不可能。
郭军：员工能强迫企业必须用我吗？
左祥琦：现在劳动关系已经建立了。
郭军：已经建立了，一定要把这个前提搞清楚。
左祥琦：合同有到期的时候，到期的时候已经变成强者了，他是一个企业离不开的人，所以他就不签，企业就不能不用他，所以最后企业还要出两倍工资。
郭军：员工成为强者，就是合同用完了，员工就成为强者了？
左祥琦：他已经成长为一个企业根本离不开的人了。
郭军：员工是很好的员工，企业已经离不开了，你要想再继续用，你得提高工资待遇了。
左祥琦：在立法方面我比较反对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应该把任何当事人都想成是善的，如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立法，这个法没法立了。
郭军：那我们的法就是一个道德准则了。
左祥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反复强调，说不签劳动合同就是违法的，我知道是违法的，但是我一直不太主张劳动合同过分的书面化。比如说，《劳动合同法》现在有一个条款，变更劳动合同应当有书面形式，不是书面的就是非法，这种规定我是非常反对的。一个员工在我这里工作，之后我给他换了一个岗位，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干了三天跟部门经理打起来了，说不去了。企业说不行，但是员工说劳动合同约定的是那个岗位，你变岗位没给我书面形式，结果员工就可以胜诉。
郭军：那就正好证明了，你要是以书面形式商量好他肯定去了。
左祥琦：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诚信不仅仅应该停留在纸面上，我们通常就认为，因为不诚信，所以要强化书面形式，但是其实越强化书面，越加剧不诚信，这是我的观点。也就是劳资关系越僵化，经济越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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