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不赞成我们有些同志谈的，包括我的一些同事说大规模裁员就违法，大规模解除就违法，那不一定。大规模只要是依法办的，协商的，绝对没问题，大规模裁员，如果企业就是到了濒临破产的阶段了，不裁员就过不去了，你说裁还是不裁？规模大小不用提，关键是你是不是依照法定条件办？
常凯：华为在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郭军：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是协商的，员工是自愿的，这种自愿也许不是真真正正原本的本意。
常凯：即便协商提前30天，七千人肯定是大规模裁员，这些东西都没有做。
郭军：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就是企业在应对《劳动合同法》这个问题上，确实需要两种心态，一种是怎么按照法律的初衷，按照法律规范的本意去履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争取企业的效益最大化。你可以短期，比如说我这个岗位就需要两个小时一天，我就不需要全日制了，《劳动合同法》给了一个权利，你可以非全日制，成本低得很，而且不给经济补偿金，非全日制的就是这样用，给了你大量选择的自由。因为《劳动合同法》不是要跟企业过不去，算计劳动者，我觉得这是资本家，不是企业家。而这种后果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反映在这个企业身上。
我可能占用大家的时间太多了。最后大家去看一看星巴克怎么发展，李嘉诚的产业怎么发展的？我觉得核心的一个字就是“善待员工”。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企业的利润不是天上掉馅饼掉下来的，我不知道我们的经济学家怎么看，包括张五常怎么说，不是你投资了，把厂房建起来了，楼盖的高高的，设备非常先进就有效率，必须要做第二件事情，招工，没有劳动者拿什么有效率？所以投资者不要认为企业是你的私人财产，一是资本而是劳动，缺了哪个都不行。如果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劳动关系的规范过程当中，我们只考虑资方利益，而漠视劳方的利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毁于一旦了，抱歉，我可能说的有点危言耸听。
张东生：接下来我们有请五岳散人发言。
著名专栏作者 五岳散人
五岳散人：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就是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几位专家在谈了这么多的关于《劳动合同法》，但是有一点我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就没有人谈到如何让劳方自己跟资本进行对抗，来进行博弈？
左祥琦：因为没有时间了，有时间我会谈。
五岳散人：我不认为这个《劳动合同法》是一个坏的法律，就目前的阶段而言，这是应运而生的法律，但我认为从效果上它可能是恶的。因为它只给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利进行了保护，而没有配套的给员工和劳动者这种武器，组织工会来进行真正的博弈对抗。这种《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初衷跟原来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最相同的地方，都是以一种国家权利保护者的姿态来把劳动者本身的能力，谈判的能力进行一次矮化。我们始终就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让员工和这个市场，和资本产生真正的一种良性的互动。为什么华为、包括一些情况出现？我认为跟这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这30年，我认为头15年是所谓放权让利，执政党在放权让利，但是后15年是在捉大放小。它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的制度，实际上放过了真正的垄断企业，而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中小企业及新兴的中层资本家的身上，然后从他们身上吸血，从新兴的中层吸血来去浇灭低层劳动者的怒火，对整体经济环境，劳动环境的怒火。而所有的这些法律都只充实了国家这种负权的部分，而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劳动者本身的对抗的能力。
那么我们说这部法律是不是有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有意义。但是在这个阶段出现，而不给它配套的制度，我认为它只能成为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恶法，只能带给劳动者更多的害处，而不是更多的益处，这些所谓的益处其实都是想像的。比如刚才郭先生谈的，上来就说强资本弱劳动，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听到了，你跟老板的工资要去谈，你自己去谈，单独去谈，那我们还是在强资本弱劳动，你怎么跟它去对抗？没有这个能力，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可以有这种保护，但是真正有了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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