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民日报》，1月21日，吴承烈
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在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反垄断法相继出台，市场制度框架越来越完备的中国，却出现了众多韩国企业“非正常撤离”的事件。
鉴于韩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非常大，对华贸易约占韩国GDP的20％，韩国企业在中国经历的困难难道真是由于韩国企业“适应能力差”或者中国市场竞争加剧的结果吗？其原因仍然在于“非市场结构”，而不在于“市场力量”。
比如，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可能是个不重视现实的“纸上谈兵”，它并没有考虑到潜伏的可能高达20％的失业以及中国城市漂泊的1亿多农民工，与终身雇佣相类似的劳动合同实际上袒护了大企业。“偷跑”事件的直接原因还有，中国6个月的破产手续过于冗长，没有人能忍受，更何况企业主常常会面临债主的威胁。
【点评者说】说韩国媒体倒打一耙，其实意义并不大，因为文章提到的国有垄断经济、贫富悬殊、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弱肉强食并非一家之言。不过，韩国企业主拖欠工资，不告而别却也是事实。这一事件透露的最清晰的信息是，中国正在告别“低成本增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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