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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