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客）
《21世纪》：作为一位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学者，您对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力是如何感受和看待的？
丁学良：谈到中印竞争力问题，让我们先从小处着眼。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的高。我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的大学里做研究和教学，我和同事们都发现，来自印度的学生一定是班上表现最好的学生。第一，他们对学习持续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第二，他们表现出色，不仅考试考得好，而且非常积极地发起和参与讨论。他们非常会提基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问题。第三，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
观察一个学生的天分和潜能，重要的是看他（或她）怎么提问题：从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他具备不具备抓住整个讨论中间最关键的环节的智慧穿刺力。印度裔学生在这方面的普遍表现，远超过我遇到的华裔学生。
在学生身上看到的是这些，在其它领域，如商界、产业界、文化界、学术界看到的也是如此。单从我个人的视野望出去，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更多，也更为抢眼。从这些方面来比，印度比中国更有优势。
未来10年到15年期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们都会进入国家最重要的领域和部门。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度在软件方面——这包括行政、法律、语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我们好得多。这些因素将对亚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将对这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未来相对地位，产生非常重要的长远影响。这两国间的竞争，是21世纪最最关键的竞争之一。
《21世纪》：这种差异似乎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那么造成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丁学良：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教育目的有根本的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年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观念，所以多半以灌输的方式来进行。而印度的教育则更多地侧重于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而且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续多样化的。这是造成两个民族学生素质重大差异长程的原因。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印度的教育部门较少受到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是相对独立自主和多元的，没有强制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我们知道，只有“自由竞争性”的方式，才会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第三点是他们的英语背景。印度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这并不排斥他们的母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根本地位）。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普通话；如果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信息库，那么以英语来储存信息的这个“库”无疑是最大及最多源的，因此印度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就比中国的学生更广泛更多样也更高素质。多种语言能力让他们能有更高更宽的起跑线。普遍的英语能力也是印度人在其他领域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语言上的优势让他们更为熟悉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结构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创业以及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最重要的要素。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比华人更容易与西方社会融洽。
对中国的教育来说，也有通过改革赶上世界潮流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让教育机构、教育方式、教育体制多源和多元化。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出国回国，他们所接触的更为国际化、更为多元的教育方式和教室文化（classroom culture），能够让中国在十至十五年内就有非常大的积极变化，关键在于要开辟让他们做实事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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