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者剖析城管暴力的社会病理成因，认为不是简单地取缔城管的问题，而是如何人性化执法的问题
时事圆桌
1月7日傍晚，因填埋垃圾问题，湖北省天门市50多名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旁观者魏文华掏出手机拍照，被城管围殴了5分钟，然后死去。
从媒体事后的报道看，天门市城管局多年来劣迹斑斑，民间积怨已久。城管的口碑差，似乎是一个全国性现象。在魏文华事件前后，仍不断有城管暴力的新闻见诸报端。
很多人正试图将魏文华的悲剧事件转化为一次改变城管体制的契机。就如同1年多以前，北京城管李志强被小摊贩崔英杰刺死之后，他们所作的努力一样。城管制度再次被置于舆论的传讯台上。
毫无疑问，城管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愤怒，是公众普遍的情绪。但愤怒之后，不应止于愤怒。我们希望听到有见地的声音，为了这个病体的生机。本期时事圆桌，南方都市报邀请了四名相关领域研究有素的学者，剖析城管暴力的社会病理成因，并进一步寻求医治之方。他们的观点并非定论，社会各界进一步的会诊仍属必要。
本期嘉宾
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参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文件的调研起草工作。“国务院五年立法规划(2008年－2012年)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近年一直在跟踪研究城管体制问题。
张耘：北京市社科院管理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城管局特聘执法监督员。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员。
宋世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务员法》主要起草人。
宋世明
暴力执法的出现有它的现实土壤。城管执法的领域处于社会矛盾的最前沿，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管理难度大，另外一方面，上级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在这两难之间，就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
莫于川
我最反对的观点就是：城管部门是非法组织机构，要撤掉，这完全是不了解情况、一时冲动的感性想法。城管实际上是有依据的，只是依据的法律不是那么理想。一定要形成新的执法机关和人民群众良性互动关系，这是我们的目标。
张耘
不是取消城管的问题，而是怎么变得更加人性化执法的问题。城管要把执法过程看做向百姓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的过程，而非管理老百姓或打击什么东西的过程。仅仅愤怒是不够的，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毛寿龙
取缔城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结构，就好像狼和羊，狼把羊吃完了，狼也不行；羊太厉害了，草原也出问题。要是城市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城市就完蛋了，就跟草原退化一样的道理，就需要狼去清理，狼肯定是暴力的。
暴力执法有其现实土壤政府要深刻检讨，不总是别人的问题，也不全是体制的问题；政府不应该把公民当作自己管理的对象，而应该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样我们的城管问题也能解决。
南都：魏文华之死并非孤例。城管暴力由来已久，在国内各城市中普遍存在城管和执法对象的冲突。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毛寿龙：从目前角度来讲，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被城管执法的人和城管实际上存在着利益冲突，一方是为了生计，一方是为了工作。
宋世明：暴力执法的出现有它的现实土壤。城管执法的领域处于社会矛盾的最前沿，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管理难度大，另外一方面，上级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在这两难之间，就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
莫于川：我们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城市管理的要求很高，这和老百姓的生存目标有很大的矛盾。一个烤白薯的火炉和推车，也就值几百块钱，但对那个人来说就是生命攸关，你要敲掉人家的饭碗，人家肯定跟你拼命。但对城管来说，不执行又不行，要是一个领导开车过去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摆摊？就把城管局局长骂得狗血淋头。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不太好办。
南都：城管的暴力背后，也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吧。从报道中看，有些地方的城管局缺乏财政拨款，执法人员有罚款的硬性指标。
宋世明：如果有罚款任务，维护公共秩序肯定就不是城管的第一选择，增加罚款收入成了第一选择。这相当于在原来矛盾的基础上火上浇油。
莫于川：如果个别地方的执法和利益挂钩，这个地方就非常危险。但是据我所知，现在包括西安，沈阳、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和南京等很多地方，城管执法一律没有和利益挂钩了。他们的工资福利奖金是很稳定的，和罚款没关系。按道理，他们没有执法积极性和动力，因为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事情很多，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何况他去执法的话，会和老百姓发生冲突。他们每年受到伤害的人也很多。
张耘：城管的管理体制的确不是很通畅，北京就是这样，城管大队是各区县自己管的，尽管有北京市城管局，但是真正的财政拨款、人员任命都是区县自己决定的，这样上面对下面的纵向管理就比较弱。而且各个区县的财政收入多少是不一样的，给城管的拨款也是差距很大的。从总体上讲，对这个队伍的正面激励机制还不够。
南都：执法人员的素质一直备受诟病。城管机构雇用的编外人员参与执法，作风通常更加简单粗暴。协管员参与城管执法的现象有多普遍？
毛寿龙：城管的力量就编制来说是相当不足的，而且我们现在倾向于临时性的用工。协管员的法制观念等各方面来讲都比较差，这很麻烦。
张耘：招入协管员是非常普遍的，有的城市协管员的比例非常高。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多问题是和协管员素质有关系的。
可以说，城管在整个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当中是弱势，长期以来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当中的体制性不适应是非常突出的。尽管发展这么多年，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系列的制度都不是很完善。就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压力大，待遇又普遍不高。一个城市的执法机构长期以来处在这么个尴尬的位置上，怎么能吸引更高素质的人？
当然，城管自身也是到了一个应该从内部好好整顿、树立正确理念的时候了。现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不应该把公民当作自己管理的对象，应该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样我们的城管问题也能解决。政府要深刻检讨，不总是别人的问题，也不全是体制的问题，城管人员素质差、管理不严等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如果再不从自身找原因的话，城管队自身的生存是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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