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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2007年12月06日10:11南方网周其仁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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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三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

但是,只要货币量过多,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其间,偶发事件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故事、传闻和突发事件,无端端影响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转化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胀指数过了5%不能掉以轻心,对食品价格急升不能马虎大意,因为涉及的人口面太广,通胀的心理预期比较容易传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这里的关键词是“货币”,不是“物价”。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麻烦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给的价格管制,抓来抓去是火上浇油。打通供给障碍的“抓”法(如发改委最近处理成品油的供给),大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给总有极限。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涨价压力会转移的。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樊纲说得对,要是不抓,问题可能更严重。不过也让我补一句,这不代表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再没有改善的余地。

关键还是货币。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没有宏观经济学,但有money即货币;也没有微观经济学,有price即价格。这是货币主义大本营的风范,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守得住。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是货币,也只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最近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的时候,得到他签字赠送的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我以为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近期代价也不小,因为一旦经济“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刹车装置,挥之不去。1997年中国经济突然转向通缩,“保八”任务之艰难,历历在目。我们当然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机会,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说从此经济就有起无落,只热不冷。比较起来,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否则景气一旦有变,“反应滞后症”就难免——对付“过热”时捆到经济身上的绳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

不要误解,以为明明白白说通胀,就是给中国经济抹黑。讲过了,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中国过去发生过的严重通胀,四十年代末是老蒋为打内战滥印钞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九十年代早期高达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几乎等于每一间商业银行都敞着口子发钞票。成因不同,只有结果同:只要货币量过多,一定有通胀的后果。

这一波中国的通胀,直接原因当然还是货币。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三万亿美元GDP的经济,进出口占了60%以上,这样的事情经济史上少见。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具体讲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使“人民币盯住美元”这件原来穿着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进去了。

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宋国青,“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总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讲到底,是中国人生产率的提升惹来的“祸”。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有两个本事:要么让美国人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提上来,要么让中国人的进步速度降下去。实际上,谁也没有这两个本事,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国内通胀压力就无可避免。

很奇怪,这样逻辑井然的分析,听得进去的人不多。主流的声音是当时的人民币不能升值。后来又说可以缓缓地、渐进地升——难道不知道,人民币缓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以及应邀来华分享人民币渐进增值好处的热钱,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有如 “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里要插一句,汇率的影响是全面的。别的不提,近年那么多农民转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国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反正从短期看,今年我国谷物的净出口,对猪肉和食品价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

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 “中国经济观察”,请易纲作宏观经济报告。我仔细听完讲解,才明白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当然人民币还是中国人发的,可是发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国人决定。因为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结论是,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说明,上好的经济形势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图像更为复杂,但物价总水平上涨依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这条铁律不变,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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