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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2007年12月06日10:11南方网周其仁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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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京大学教授

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超过5%的通胀率绝不是小事,当然也不好说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是,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误事,这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话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6.5%,高于9月的6.2%,与8月创下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

“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粗粗看去,这个提法似乎不过只是对市场现象的一种描述——林林总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还下跌。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升得急,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 (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描述是含糊之辞呢?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教科书上说的 “货币中性 (monetaryneutrali-ty)”,意思是一个经济一旦多发了一倍货币,所有商品服务的名义价格上涨一倍,但真实变量如总产品并不会上涨一倍。那样的通胀指数再高也没关系,无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购买和出售的价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货币中性”至少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交易费用或信息成本为零。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所以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扬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比如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1988年那次严重通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后来中央的一个公报宣布价格闯关,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者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越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小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都是“结构性的”,只不过当时人没有今天聪明,尚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之说。

当然,恶性通胀到了顶点,情况或许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000万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们无从考察当年细节,不过那时候德国流通中的纸币从1918年11月的292亿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亿 (497后面加18个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曼昆说的“大致相同”,应该是结果——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既然都是天价,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说,“货币中性”从长期来看对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对(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要说明一下,我不肯定这个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这个想法,但是从听的角度来体会,“结构性通胀”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丰富的意味。

本来,“通货膨胀指数”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的含义,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映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很明显,没有哪个CPI是没有结构的。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现在国家统计局报告我国CPI为6.5%,就是报告经过结构性加权平均以后,消费者物价的总水平上涨了6.5%。

“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

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为自从金本位结束以来,只有政府控制着货币;一旦货币供应量出现问题,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对此都无能为力,所有“微观行为者”都校正不了货币出错,而且在物价总水平不对头的约束下,无数人在预期混乱条件下行为的总结果,可能增加经济的震荡和混乱。

在知识上,经验和理论比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里的因果关系很可靠:政府多发货币,一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休谟 (David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 “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价格管制的存在,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来。举一个例子,个把月前和几位同学在校区餐厅吃饭,他们全部点了猪排。过去也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同学说,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还好,同学们说饭没涨价,菜、鸡、鱼、蛋还有供应。但是,这里肯定有一点信息没有进入CPI。举一反三,排长龙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队摇不到买房的号码,肉包子的馅变小了之类,CPI里都没有完全反映。房价目前没有算入C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账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账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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