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胡星斗认为，这个事件给人们两个启示。第一，人的生命权应是至上的，无论多少理由，都是人道主义优先。第二，当前我国的确缺乏对医疗救助的补偿措施，假如医院抢救，造成死亡或者其他风险，医院被家属告上法庭，可能要承担所有责任，如果医院实行了抢救权至上，那么医院就应得到豁免。即便需要赔偿，国家也应代替医院履行赔偿责任。
从这个个案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医院应以救死扶伤为责任，不管什么阻力，哪怕是法律在生命权与法律基本规定冲突时，人道抢救都应优先。现实中，患者往往无法决定，这并不意味着亲属就可以剥夺患者的生命权。
其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从社会根源上看，还是社会保障不完善，穷人怕进大医院，怕抢救，怕花钱。在发达国家，医疗有完整保障，类似的冲突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刻骨。现实中，许多农民工因为贫困放弃治疗，或暗示医生放弃治疗，主要还是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实缺陷。相信随着医保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病患建立了完整病患保障机制，并且立法对医院建立以尊重生命权为前提的医疗救助补偿措施后，类似的悲剧不会在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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