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秦媛娜
前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余永定
在最新发布的《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对通胀走势表达出了深切担忧，并且首次明确表示，“将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报告称。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人民币汇率疾步上行，11月7日至11月12日四个交易日中，汇率升值437个基点，累计涨幅高达0.59%，甚至高于此前的单月升幅。
而在报告发布次日，离岸市场也有了反应，1年期美元兑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DF)报价骤然下跌超过500个基点，创下汇改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这意味着，市场对于人民币加快升值产生了强烈的预期，1年之后人民币汇率将达到6.8750附近，年化升幅高达7.8%-7.9%。
那么，是否真如市场所猜测的，央行会在与通胀的对抗中对汇率寄予更大希望呢？我们就此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进行了专访，请他剖析人民币升值在此轮抑制通胀之役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令人吃惊的不是出现了通胀 而是直到现在才出现了通胀
上海证券报：央行在今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将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通过利率来控制通胀的政策思路，我们已经从央行去年以来不断加息的举措中看到。那么，汇率调整是否对通胀会有同样的作用，升值与通胀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性？
余永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制约，尽管还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加以配合，但是通过利率来控制通胀的政策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汇率调整对通胀是有作用的，但是在通货膨胀治理过程中，其地位同利率政策是非常不同的。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两者是一个包含许多变量的动态系统中的两个变量。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两者才存在替代关系，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03年初，当决策层首次和经济学界对话升值问题时，升值主要是同贸易平衡相联系的，通货膨胀问题并未进入视野。但2003年以来，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讨论确实是同对通胀和通缩的认识密切相联的。例如，麦金农一直强调升值对经济会产生通货收缩作用，因而反对人民币升值。2003年当我就这个问题请教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法伦先生时，他很有远见地指出，当中国出现通货膨胀时，人们就会比较接受升值的主张了。
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容忍较高通货膨胀率以换取较低的汇率升值幅度的想法。由此，出现了升值和通货膨胀可以相互替代的主张。我以为这种主张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海证券报：那为什么从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的通货膨胀却同时出现？
余永定：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又不愿让货币升值，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进而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并最终导致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在实践中，国际收支顺差国可以通过对冲政策，吸干过剩的流动性，从而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但是，对冲是不可持续的。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双顺差加汇率稳定必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令人吃惊的不是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而是中国直到现在才出现了通货膨胀。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0%左右，但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十分微小，人民币兑欧元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在直线上升，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超过18%。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通货膨胀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然，中国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4%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胀 汇率稳定应为通胀目标让路
上海证券报：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汇率有没有必要、是否能够作为主要手段担当起抑制通胀的任务，成为央行进行紧缩的重要手段？
余永定：人民币升值肯定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下，汇率都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目前，我们所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人为调整。但此时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例如，在经济过热时期，贸易顺差往往会减少，甚至会出现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利用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中国在目前情况下，汇率升值的贸易政策目标同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麦金农的担心已经不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加快升值的步伐。但这里不存在汇率充当抑制通胀主要手段的问题。
上海证券报：您曾表示，“汇率政策应服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中心目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汇率稳定。”那么这个牺牲具体来说是怎么样的？汇率应该遵循怎样的机制或者维持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被称为是服从抑制通胀的目标的？
余永定：简单来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如果想让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效，就必须有资本管制或让汇率有较大的弹性(允许货币升值)。汇率政策越是没有弹性，货币政策就越是难以有效。例如，香港就很难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当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我们需要继续加息，在加息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资本管制和对冲，尽量防止出现或吸干已出现的过剩流动性。如果(供给方)流动性依然过剩，我们就可以通过升值(提高中国资产的对外价格)减少过剩流动性的出现，从而减少央行的对冲压力，减少对冲对商业银行的不利影响。我以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以汇率稳定为目标。当与通货膨胀目标相抵触时，汇率稳定目标应为通货膨胀目标让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汇率政策应服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中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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