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基础转向显形契约
南方周末：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换功能，这会更有效吗？
陈志武：当然。一种是大范围内外部化、非人格化了的显形金融契约交易，而由家庭实现的是人格化了的、小范围内的隐形契约交易；前者实现只是金融交易，没有别的潜在债务，而后者是一辈子也无法了结的交易关系。在中国家庭里，因扯不完、也扯不清的“孝道”债、“亲情”债、“人情”债而大打出手的事情太多，总说他给你多了、给我少了，或者是他怎么还不给，等等。
例如，一个孩子要结婚了，父母通常会把所有的积蓄送给他，让他办酒宴、买房子。这非常普遍，在大城市亦如此。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后辈得以结婚并买一套房子。表面上看，这让后辈不用靠抵押贷款购房。但是，一旦父母把养老钱今天给了儿子，等父母真正老了退休、自己没收入的时候，他们靠什么养老呢？按孝道，儿女要供养，要给父母当初的投资以回报了。但这里没有合同写明他们的孩子必须回报多少，多少算多，多少算少。
想象一种情景：年老退休的父母只能被动地等待，等着他们的孩子给钱，以养活自己。即使他们没钱了，如果孩子不给钱，他们可能也不好意思要，因为他们也许会顾及到自己的尊严，刚开始，自尊和自豪感让他们不愿向孩子要钱。想想，这对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他们就会不敢花钱。即使他们从孩子那里获得一些钱，可能仍然不知道明年孩子会不会忘记给钱。或者，也许到了明年，孩子的收入没有那么高、钱不够了。因此，在没有自己的钱的情况下，父母怎么也不敢用钱。那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境地。当然，实际的情况是，许多父母在没钱时不会管那么多了，管不上尊严了，还是会去要。人过到这种份上，就没意义了。
同时，儿子可能有自己的家。许多中年夫妇，为了给一方父母多少钱而经常吵架，夫妻因此大打出手，已是常事。养父母的责任成了夫妻关系的障碍。
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也听到过很多故事。在这些局面下，年老的父母可能想：“生活如此无助，为什么我还这么健康？我依靠儿女才能继续生存，这有什么意思？”而儿女们可能把年老父母看成是压在自己生活上的负担。
当人际间的资源交易、风险交易主要以人格化的形式实现时，许多事情总是含含糊糊、一辈子也了不清。比如，2002年，湖北一个小县城有个30岁左右、名叫王宏的人，很幸运中了彩票，赢了500万元奖金。他和夫人先是非常高兴，但他的叔伯、叔伯孩子、他自己的兄弟和父母，统统要求从这500万中分到一大份，每个人都说“没有我，你王宏怎么长大？”他实际上分了150万给他的亲戚，作为给亲戚的回报，这已经很多了。但是，他的亲戚认为这150万元远远不够，每个都说他应该得到更多。结果，他的兄弟不理他了，他的叔伯也不理他了。过了些时候，他的兄弟和叔伯家人跑到他的家，大打出手，使他和妻子受重伤。
这样，一个混乱的产权体系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要求和反要求。当由传统大家族胜任经济交易功能时，所有的投资和回报都是默认的、隐形的，不会用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正是这种体系导致了上述大打出手的混乱局面。
这就是为什么把经济交易从家庭脱离出来对家庭关系的纯洁非常重要，对其他社会组织亦然。相比之下，如果年轻人自己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结婚，自己以后赚了钱还银行，自己花自己的钱，而父母把积蓄买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等老了退休，自己花自己的投资回报钱，那不是让大家都更有自尊、自由吗？这样，家庭内关系不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而是侧重感情了。
当经济交易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旦完成，那就真正完成了，它既简单，又不涉及情感。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南方周末：市场可以带来更多的个体自由。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那是我对这项研究感兴趣的深层原因。在20世纪初，“五四”启蒙时期，自由、民主和科学等观念和理论引入中国。此后，更多知识分子对传播这些现代理念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回过头来看，我认为，那些年代的知识界实际上漏掉了一个关键点，甚至被误导了。第一，他们没有认识到产权制度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基础作用。试想，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我们靠什么去声张、保护个人自由、民主及其他权利？没有自己的财产，就没有基础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去维护法治，就只能听任别人摆布。
第二，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外在的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没有外部金融市场，中国人就无法摒弃“孔家店”。金融市场提供的经济保障和跨时空价值配置交易，跟家庭、家族提供的类似交易功能，两者既有互补的一面，又有互相替代的一面。“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回头看，在当时没有足够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的前提下，如果真的把“孔家店”打倒，最后你会发现，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既没有市场给你提供生活保障、帮你规避风险，又没有“孔家店”给你提供经济安全，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孔家店”，你会发现家庭还是你惟一能够依靠的。因此，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你最后将不得不重返“孔家店”，回到中国人代代依靠的家族支持体系。没有金融市场，中国人就无法从名分等级秩序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个人无法自由。
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印度和其他传统社会也是这样。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具有类似的经济交易功能，以使农业社会内人际交易成本尽可能小。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将个人从各种权威组织如家庭、教会或政府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不用为了生存而必须从属于这些组织的权力。我认为看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是反对家庭，家庭极其重要。只不过，我认为家庭应该被定义在情感交流上，其目的是给我们提供感情和精神归属上的安全。经济利益安全靠市场，情感安全靠家、靠亲情和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湖南家乡的情景。悲哀的是，在我那个村，由于市场没有完全发达、商品生产能力还是不高，直到十几年前，物质生存还是人们第一位的关注点，所以，所有的人际活动都还围绕吃住行，难有剩余，情感世界的追求自然过于奢侈。幸亏，工业化和产业技术终于全面进入中国，大大提升包括我老家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到今天，物质生存不再是一种首要挑战，人们终于可以有基础拓展自己的非物质世界了。
金融学视野中的儒家文化热
南方周末：这几年儒家文化热在中国升温，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觉得社会道德已衰落太多，必须靠恢复儒家文化来解救。另外，就是现代化或说西化也大大冲击了中国社会。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陈志武：我知道，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冲击，使许多原来习惯的社会架构断裂。在这种时候，人们自然倾向于回到过去，到博物馆里找过去熟悉的东西，希望以此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但客观讲，这是一厢情愿，是一种心理安慰。
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温饱总是最主要的挑战，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相对最优的一种安排，使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但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省交易成本，所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当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主张的道德约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今天，情况已大不一样，人口的广泛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这已削弱道德的约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场已经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险以及其他经济交易功能，没必要再把亲情和经济利益交换混在一起，也没必要再接受“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今天为这些约束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儒家主张的约束已不合算，自立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高。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时期曾经有过类似的对儒家文化的挑战。那次，挑战来自两方面。第一是自汉朝开始进入中国的佛教，第二是唐宋商业市场的发展让人们感到，即使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交易，也能达到很好的资源互补和风险分摊的效果，市场化对儒家以血缘为核心的主张产生挑战。所以，宋朝时也产生过儒家文化大讨论。不过，那次以朱熹等新儒的胜利而结束，直到明清时期，儒家继续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但这次跟唐宋时期不同，最大差别在两方面，第一是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加上跨地区的人口就业，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第二是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把人际交易从家庭、家族剥离出来，由市场取代。一些传统学者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也不懂各类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在19世纪之后的发展，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按照从经典到经典的研究范式，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还能走回去。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几个人能认同他们的药方。
解决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阉割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愿结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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