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变相资本内流。
第五，人民币升值的J曲线效应。
第六，出口退税改革激励企业抢关出口。
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储蓄、国内需求、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国内金融体系的问题。不能说中国的双顺差都是因为中国的因素产生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那么旺盛的消费需求，中国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投资率。另外，如果没有那么多强大的出口需求拉动的话，投资是不可能有很好的收益的，你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投资了。
金融体系方面，美英的市场主导体制和德日、东亚银行的主导体制，对于经常项目收支差额的影响是不同的。美英主导的市场经营主导体制，它们国家的收支格局通常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而德日这样的国家正好是相反的。
中国贸易顺差是有相当强持续性的的。正是由于这样几点原因：
第一在汇率风险上升的环境中，中国企业表现出超出预料的自我调整能力，虽然比预期的要强，但是还没有强到能够调整到活蹦乱跳的地步。
第二，中国出口贸易便利化卓有成效。在这里面，我讲讲我们的出口向内地转移以及区域通关和制度改革的问题。在成本上升，包括汇率、人口、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沿海的出口产业化解应对的一条道路就是转移。从我们国家的立场来看是希望它符合我们产业政策导向得更多的向内地转移，而不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特别是一些外资出口企业，如果它向内地转移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如果向国外转移和我们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出口企业太向内地转移也会有一个问题，它的出口还是面向海外市场出口，那么与东南亚和印度这样的沿海地区相比，出海的距离远了，有区位方面的劣势。但是中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效率以及基础而是方面的效益远远抵消了区位方面的劣势。一方面，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很多方面更像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西方西方舆论经常吹的印度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赶上。
在软件方面，我们海关的效率改进的相当快，现在的海关实行的是区域通关制度，实行生产向内地转移的趋势。打个比方，原来在武汉企业的出口要先把货运到深圳盐田在那里办理通关的手续，这样货物在盐田可能要停好一段时间，资金都在押，现在不一样了，在武汉就可以想武汉的海关办理通关的手续，从武汉直接运到盐田，剩下的海关由海关方面办理。这样以来办手续的程序缩短了很多。这样的管理方法在其他的发达国家可能还需要N年才能赶上。
第三，中国出口增长伴随着商品结构持续提升，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增长特别显著。中国的IT和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相当快，增长已经超过了美国，是全世界IT产品出口最大的国家。尽管IT产业诞生于美国，但是中国现在是硬件制造和出口的中心国家。比如说今年前三季度同样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商品出口增幅特别显著。而且我们的这种出口增长数量和价格是同步上升的。前几年说中国卖什么什么都便宜的那种趋势现在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今年前三季度我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出口额增幅是35.7%，但是数量的增幅只有2.6%，由此计算出口单价提升了32.3%，这里面不排除有热钱抬高资格价格的原因。但是这里面的真实的交易价格确实有所提升。其他商品的单价提高的也比较多，今年彩电的出口数量下降了46.1%，但是金额只下降了3.4%，由此计算单价提高了79.2%。
第四，中国进口难以迅速扩大。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我们国内的消费需求迅速的提升。这里我想说一点，虽然我们的消费需求占的比例低，但是中国居民平均绝对的消费水平还是明显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的。而且中国国内的消费增长绝对速度变低了，只是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快了。2000-2006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长率分别是9.69%…11.80%…12.90%和13.7%。
另外有一些技术性的因素，一方面是进口在通关方面的效率很难达到出口的效率。我们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和进口关税一年收入是6000亿人民币，占我们税收总额的1/6到1/6，海关肯定要在进口的环节有考核，这关系到国家1/6到1/6的税收，但是出口和税收收入无关，海关也没必要去考核它。这样进口方面的效率就比出口方面的效率低很多了。
第五，国际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的趋势难以停顿，但是生产从中国向外转移则受到诸多制约。
第六，中国国际收支调整中存在目标冲突，不可能不顾一切压缩出口。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们也没办法追求绝对的削减，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数以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而这些企业里面很多企业都有年头了，好多的员工都40多岁了，如果你为了追求所谓的数以千万的目标，把这些人到中年的员工从事的行业给取缔掉，如果要这样做的话请先准备能容纳1000万人的监狱。
谈一下中国市场热钱流动的概况。这里面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中国市场的国际游资主体；另一方面是中国市场流动的主渠道。中国游资主体，特别是90年代末期以来，出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游资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且与其他的资本项目和金融服务业全部开放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进出中国市场的国际游资主体最主要的并不是金融投资的主体者，而工厂的企业应该是最主要的，其次是个人。
流动的主要渠道比如说货币走私（直接带现金出入境）这种方式可能是最原始的。但是千万不要说它的规模可以忽视。前两年香港破的一个出入境的案件，几年时间带走了500亿现金。中科创业那个案子里面，吕梁的同伙后来想逃跑，他首先在境内套现，然后用快艇一夜之间把3、4亿人民币转到了香港。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是可以忽视的。
另外一个是进出口的伪报。这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个麻烦，如果出口价格高，进口价格低了，这样帐面的利润高了，要交纳比较多的所得税。这条渠道虽然有这个障碍因素，由于我们国家的税收财税优惠政策有点泛滥成灾，特别是给一些外企和一些民营企业的优惠太多了，所以这个障碍也不存在。这里我想用我们政府方面的外资统计讲一下。我们国家的外资企业经常利用对他们的税收优惠，优惠之后就撤资转移到新的地方，或者是干原地不动就换了一个名字变成了新的外资企业。
这样的企业比例有多大呢？看看政府部门的统计，商务部门对每年利用外资的流量，外资的存量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联合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合年检提供的。限制外商企业的外资存量与每年累计批准的实际利用的外资的差额存在很大的缺口。去年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是59万4445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7039.74亿美元。在现存投资注册的外资企业是32万户，和前面的59万户对比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差不多消失了46%。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2925.59亿美元。好多的企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是干脆的原地不动就变成了新的企业，又可以继续享受税收和财税的优惠了。服务贸易方面的进出口回报以后的地位可能会越来越重要。
还有侨汇与平行贷款的渠道，提前错后的渠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注入的资本金汇出提前，特别是投资收益汇出的项目，从9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后期之前，老百姓尽可能的退出，但是最近几年投资收益积累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估计可能有上千亿美元。借用外债和海外应收帐款以及QFII等等的渠道。
我们不能仅仅靠解决国内的调整来解决这些问题，国内的问题只能是缓解这个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房产价格的上涨，我认为可以通过限制房地产项目上市的渠道缓解价格上涨的幅度。去年6月份的时候请外资房地产结构的朋友跑了好多楼盘，当时外资投资资金购买北京的高档楼盘，高档公寓，如果是租金18年可以回收。如果上市，上市操作的过程可能是一年半两年就可以完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以出更高的价格。今年以来各地纷纷出现地王，这些都是上市公司买的。
最后一点，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特别是这种区域性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反映到了我们区域发展政策的一些失误。比如说首都集中了过多的资源，而北京作为首都在现在来说是否还合适，我觉得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个人认为应该认真考虑迁都的问题。这是认真的。当时明成祖建都最大的外部威胁是蒙古，如果必须囤积重兵防御，在那种年代如果没有现代交通和现代通信的工具，明成祖干脆来了个天子守边，现在内蒙古汉化了，我现在就是把一支军队派到澳大利亚去也不怕安禄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千里迢迢把水调到这个地方来，不如把产业和资源调到水源丰富的地方去。所以我认为应该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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