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
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教养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演讲。当被问及对时下正在热播的“百家讲坛”有何看法时，他的回答颇为精彩：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当时的中学生，就有那样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
陈平原尖锐的意见击中了要害。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学生为何就有那样的水平？现在的学者为什么写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以及朱自清《经典常谈》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这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几乎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朱光潜、朱自清和钱穆，都是从中学老师步入大学教授的行列，钱穆则是连小学也教过。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为何有着如此切近的了解和关怀。
钱穆高足严耕望在为其师撰写的《行谊述略》中，由钱穆幼年所受私塾及中小学教育，而感叹于“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在钱穆的中学老师中，就有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而作为小学和中学老师的钱穆，其学术造诣之深厚，读其早年著述便可知，“今日大学教授”怕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吧？
当然，这样的情形，在社会分化日益剧烈、学术分工越发细密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可资参考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并未像今天这般泾渭分明，学者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如此大的鸿沟。在一个社会各领域密切互动的格局中，学术与青年乃至一般读者间，便会呈现出良性的循环，而文化传统便在这其中生生不息，滋养着一代人的心灵。
或许是出自我们自身缺陷的敏锐感知，学者葛兆光在为何兆武《上学记》所作的序言中，充满敬意地谈起“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他特别由何兆武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精神滋养，提出“教养”的话题。尽管何兆武“很谦虚地说到，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
葛兆光把“教养”和“气质”，归结为家庭世代的熏陶和浸染。然而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中国，或许不如说，正是一个不那么凝固、僵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为何兆武这一代人的“教养”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为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这一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传统得以延续。如果从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教养的角度，来理解学术与文化的普及工作，来看待青年的启悟与教育，其间意义的重大，自然不容忽视。
经典如何普及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光潜在谈到现代公民获得常识的必读书时说：“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
这本薄薄的谈经典的小书，也已然成为经典。在缺少同类著作的今天，它更是被人反复提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象征。晚年的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仍然恳切地呼吁：“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如今金克木先生已仙逝，不知这样的呼声是否会成为绝响？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而该书是否能成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是否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仍然有待于“读者之审正”。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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