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是有排行榜的，但是把这两种是分开的，大学有大学的排行榜，学院有学院的排行榜，这两个排行榜是分立的，有非常多元的选择。但是在中国今天只有一个选择，唯一的标准。这又加强了我们所说的应试化，当然这几年香港大学等来内地招生，把这个局面打破了，用一个人的话来说“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当然这是夸大其词了。我在香港大学工作过一年，我并不认为港大、中大就比内地的学校好，我自己认为是各有千秋吧。
简单来比较，香港的大学管理一流、教师二流、学生三流，清华、北大是学生一流、教师二流、管理三流。这是我自己在两边观察的结果，我也曾经写过文章。这些都是好事情，一个多元的大学，让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选择，这是最好的。港大来了之后，第一年招生，05年就出了一个大新闻，他们内地250个招生指标里，有11个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拒收，因为面试下来这些人不行，只是一个考试机器，按照他们港大的招生方式，不是一对一的，几个人一组讨论问题，那好了，这些状元表达不行、知识狭窄，英语考得很高分，但是听不懂讲不出，对不起，港大说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状元，那些顶尖的人才，按照国外的标准来看未必是最优秀的，他们看重的倒不是宝塔尖的这些人，倒是在名校里水准在中上游的，反而有不少优秀的人。前年也是一个媒体，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一位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叫汤玫捷，提前录取意味着什么呢？哈佛提前在正常录取之外，它觉得你是人杰啊，提前几个月把你抢到手，许诺你高额的奖学金，你不用再考虑录取其他的学校了。这一年亚洲只有两个名额，中国一个。这个女孩子按照她在学校考试排名，是在百名开外，绝对进不了清华、北大的，但是复旦说这个成绩也绝对可以进入复旦，但是哈佛看中她的，不是她的成绩，而是她的能力，她做过学生会主席，有非常开阔的阅读视野，有非常好的领袖风格。哈佛就是培养领袖，它是看重你这些能力，不是你的考试，考试是一个参照而已。汤玫捷的英语非常好，因为她在美国著名高中交流过一年，在美国的高中生中她也是优异的。哈佛果然没有看花眼，汤玫捷到了哈佛之后，我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哈佛学生个个都是人精，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将来担当天下的领袖，汤玫捷到哈佛之后，照样是哈佛学生当中的领袖，她在大一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活动，去拉赞助，做了一个关于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这个峰会是在上海浦东开的，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当然她以哈佛的名义拿赞助是比较容易，但是一般也是拉不到，她作为会议的组织者，这个会很成功在上海召开。
国外的标准不是应试的，但是中国今天越来越应试化。我们可以发现，高考从它的下游来说，决定了中考，乃至于小学，现在著名的幼儿园、著名的小学入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从上游来说，现在影响到研究生考试。去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方案，数学历史等三门学科试点，开始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各国也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有一个担心，考研高考化，果然不是狼来了，是真的来了。今年会不会继续推出？不知道。但是这个考试推出以后进入的研究生水准一下子就落了一截，很多学生只会背，就是高考上来的，只会背基础的东西，考试的题目和高考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全是客观题，没有主观题，没有主观发挥的空间。
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
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试，都是一个模式，这不是一个高考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一个核心标准的问题，很荒谬，没有说它好，就它的内容来说。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前不久杨东平，北京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有一个调查，民意调查，来问我对高考制度的看法。出来的数据很有意思，50%多的人对现在高考的内容是不满意的，但是70%多的人认为这套制度还得继续下去，因为它还是公正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高考制度，就它的考试内容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荒谬，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今天还是公正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底层、内地的农村这些人一个希望，也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这批人，老百姓也就算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就是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特别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就是需要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
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隋唐以后到宋科举制度整个完善，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它背后是有一些出身的因素，你是什么出身，从上层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五经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能够背熟，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
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社会也是越来越腐败，特别是明，但是整个社会，你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和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的可能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或者是自己不行，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所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流动的可能性，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东西，你们说美国的这套招生很好，香港的很好，但是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搞腐败，还有商业精英，当然本来有钱就是坏，本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暴露大学老师为人师表的那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别人是有信用的，被社会普遍信任，觉得他是可靠的，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所谓客观化的、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
今天的高考，你们可以看到中国各种制度里，平心而论高考是最公正的制度，最少腐败的。现在管理越来越完善了，过去招生在录取的时候，还可以1：1.2去招生，里面还有花样，现在电脑录取，你招100学生，给你105个学生的名单过来，从高分到低分，如果你要录取后面这五个低分的，你要写出理由，越来越公正，这是电脑派位所形成的公正。虽然大家认为这套制度很荒谬，但是整个的运作非常好，剔除了很多人为的因素，老百姓放心，越是底层的人越放心。如果你要搞花样，每个大学只有2%的机动名额，你可以搞特招生或者是关系生，但是只有2%，绝大多数还是公正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面，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使命，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科大的校长是一个脑子非常清楚的人，他也知道中国的高考是很荒谬的，但是他说现在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公正的，他说我们中国科大也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的形式，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也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所以直接由中学校长的推荐，通常大学都持某种狐疑的态度，通常我们认为推荐生未必比考来的人更好。这就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信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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