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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勇:普遍性压迫及其被遮蔽
http://view.QQ.com  2007年10月01日09:45   南方网  石勇  评论0

未形成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污名

既然阶级压迫(作为穷人的农民工)和身份歧视(作为农民的农民工)是农民工悲惨命运的症结所在,那么随之而来的逻辑构想就指向一种“共同体的抗争”。换句话说,如一般散沙的农民工普遍感受到的作为一个“农民”的身份及这种身份带来的命运应该成为他们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他们应该形成“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农民是一家”这样的阶级意识。在这里,“穷人-富人”、“农民-城里人”构成两对二元化的范畴。但是,在中国,纳入人们的认同体系的不仅仅有财产状况、户籍,还有地域、社会地位等,它们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在不同的层面体现出来,以致无法把它们加以分开。某个人在这方面与另一个人拥有相同的存在属性,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存在属性却与这同一个人的存在属性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使他们无法获得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体验。

比如,一个城市贫民,特别是下岗工人,与一个农民工之间无疑都同处社会底层,而且严格来讲都属于“工人阶级”,但由于一个拥有城市户口,另一个没有;一个享有可怜的福利,另一个毫无保障,他们之间远谈不上有共同语言。户籍,以及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本地人-外地人”区分、城里人歧视农民的观念等在他们之间挖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个在城里做生意的富裕的农民,与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之间,尽管本质上“不是一路人”并且存在利益的冲突,但由于他们同是农民或来自同一个地方,这方面的认同干扰了他们认清背后的阶级关系。处境都很悲惨的农民工按理应该是最能体验到大家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地域认同常常会遮蔽甚至消解阶级认同。中国情况的复杂已很难让任何一种逻辑自洽的解释和规范话语自如地演绎。情况恰如杰华所说的,阶级在中国已被特殊主义和地方的等级制彻底撕裂了。她观察到:在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团结,并且两个群体之间争斗倒很常见,他们很少走在一起。但情况还要悲观,就是在来自不同省份的农民工之间,地域认同也干扰了阶级认同。

或许这种情况属于现阶段的特殊产物。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干扰阶级意识形成的地域认同等认同形式不会得到改变。但在目前干扰阶级意识形成的最大瓶颈莫过于城乡二元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内嵌于权力结构中的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工的单向指涉并没有把城市工人当成“他们”中的一部分,而是纳入“我们”的范畴。城市工人无疑受到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压榨(他们被驱逐下岗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他们无疑可以从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中得到补偿。在农民工面前他们身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遭受的耻辱变得无足轻重。人们很容易地从他们身上发现对农民工的厌恶和轻蔑。而这一切恰恰是制度性歧视以及从话语上对农民工进行“污名化”的结果。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城市工人的压榨并不客气,但却通过给城市工人以补偿的方式使城市工人在对农民工的排斥中认同于这一压迫结构。

不能说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只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城市对他们的影响的反弹。事实上它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歧视的一个逻辑结果。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农民”已然是一种低贱、不卫生、不文明、贫穷的象征,在这个社会中价值排序极为偏低。这实际上在观念上已是一种污名化。事实上,只要一个群体在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上,依靠制度和观念的保证对另一个群众具有足够的优势,为了合法化他们对另一个群体的社会排斥,他们就必然会给这个群体以一定的去道德化。而他们的优势使他们获得了对这个群体进行“单向命名”的足够权力。在中国,给农民工加以污名化有多种功能:一是可以合法化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可以给城里人以一定的心理优势,三是可以通过这种“身份”的认定割断城里穷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联系。这与一个国家煽动民族主义狂热,让被压榨的人也可以通过仇视外国或外族而获得补偿,转移甚至消除他们对国内压迫的怒火是一个道理。

杰华特别注意到了保姆被强加的社会污名。她认为,这种社会污名部分地产生于家务劳动低身份的联想,也因为这种职业与极端的贫困和奴役联系在一起。但她没有机会提到诸如《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出自官僚机构之手的给农民工进行污名化的“作品”真是一种遗憾。是女权主义的视角妨碍了她很好地在这方面进行观察。其实,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说他们不文明、不卫生,还是把他们假想成违法犯罪分子,已经成为城里人下意识的反应。城市对农民工的驱逐居然由此获得足够的理由。具体到打工女性身上,她们不是无知的弱者形象,就是“鸡”这样在道德上有污点的人。她们的存在似乎只具有这样的功能:要么只是在较小的层面上用来满足城里人对“我有良心”的自我确证,要么只是在较大的层面上成为满足城里人论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并具有道德优势的一个比较对象。

有必要指出,在杰华对强加给保姆的社会污名的分析中,她提到,农村来的打工妹常常试图在她们乡下的朋友和家人面前隐瞒她们当保姆这一事实。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社会污名也是农民“自我强加”的一个证据,但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的彻底“观念殖民”。由于农民的劣势地位,他们没有掌握给他人“命名”的权力,在与城市的交往中,他们只能屈服于城市和精英话语,并通过城里人对自己形象的认定来判断自身。事实往往是,在价值排序上低的群体往往无从改变这一价值排序(除非像毛泽当年那样)而只能尽力通过对这种价值排序的认同而往上攀爬。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强加给自己的社会污名,为了心理上的生存必须把它合法化,并且用它来构筑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被“观念殖民”的现实处境和农民工在城市所遭受的污名化都植根于他们作为“二等国民”的“制度性安排”中。

这恐怕才是农村打工女性,以及整个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命运的一个准确解释:他们既没有被承认是与城里人平等的权利主体,更没有获得在政治正义的角度上讲的公民资格。《都市里的农家女》触及了这些问题,这使得它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可以在我们的解读中导向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思考。从学术上讲,它对问题的敏锐和对资料的利用都让人佩服。它截取的虽然只是中国农民涌入城市的一个时间段,在它里面所呈现的农村打工女性的故事虽然也只是一个个片断,但透过它,在户籍制度未打破情况下农民工涌入城市后的处境,以及农民工未被承认为权利主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比如血汗工厂)都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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