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闹大了！“小四”郭敬明破格加入作协一事，已经演化为公共事件。
日前，王蒙声称，郭敬明抄袭与入作协无关，作家不是道德楷模。而著名女作家毕淑敏却表示：“一个作家应该不断要求自己进行人格和修养的建设，既然已被判定抄袭，又拒不道歉，对作家来说应该是重大瑕疵，这实在是很遗憾。”
一件偶然的文坛私事，竟然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令笔者颇为诧异。不管怎么说，这至少证明一个道理，文学、作协和作家至少仍被人关注，他们仍然风韵犹存，仍然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其实，这年头，文学、作协和作家头上的神圣光环仿佛日渐失色。我们看到，文学饱受了无数不屑，作协饱受了无数指责，作家饱受了无数羞辱。即便如此，文坛上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在坊间引起足够的波澜，无论是作家退出作协还是作家洪峰沿街乞讨，无论是作家间的抄袭还是“梨花体”事件，关于文学的那些话题总是热个不停。即以郭敬明入作协为例，入与不入，是多大的事啊？与我们又有何干？然而，网友偏偏不依不饶，将抗议进行到底。这很耐人寻味。
究其因，郭敬明有三点软肋，你本来就抄袭在前，而且偏偏死不认错；不按正常程序，即不通过地方作协，是直接“跳级”申请；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将抄袭作品作为代表作填入申请表。而王蒙贻人口舌的则是，他认为作家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先进人物，不用把什么事情都掺和到一起考虑。这一切集结在一起，于是招致了公众的大量口水。由此可以看出，世人对作家的道德水准还是很看重的，大家对作家还是有一定道德期待的。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或者说是一种“偏见”。作家的确不是道德楷模，作家的道德水准也未必高于其他人。透视近年来文坛爆出的一些乱象，就可明白一些作家已经堕落到了何其夸张的地步，他们不足以也不配充当道德高标。
即便如此，为何世人对抄袭的郭敬明揪住不放呢？为何对作家的道德水平抱有过高期待呢？为何对文坛上的一些丑闻耿耿于怀呢？除了这些人心怀善念、嫉恶如仇之外，大抵是因为，在不远的以前，作家在他们心中太过如雷贯耳，太过神圣，太过高贵。可不是吗？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作家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任务是教育青少年，是塑造读者的灵魂，是“用思想上影响的办法竭力减少灰心者、叫苦者、怀疑者的人数”。
在那个时代，文学绝对是少数人的专利，甚至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人“垄断”。她是缪斯女神，雍容华贵，无数文学青年只能仆倒在地，只能臣服，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
如今，文学早已从精英变得大众，我们也早已进入了全民写作的时代。随着商业大潮的汹涌澎湃，文学逐渐不那么高贵了，岂止不高贵，有些时候反而庸俗了，媚俗了，甚至恶俗了。而作家也可以草根起来了，也不那么自作清高了，也现实了，也务实了，也变得更势利了。如果说，以前作家是高高在上的贵妇，他们平素优雅地翘起兰花指，现在他们已是半老徐娘，由于姿色的衰退，他们需要主动和大众调情。比如，有的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地渴望赚取眼球吗？不是不遗余力地讨好读者吗？只要能引来关注，他们甚至愿意挑逗、不怕“裸奔”。
确实，时代不同了，文学不那么神圣了，作家不那么风光了。比如，诗歌就有些凋零了。《诗刊》原负责人唐晓渡，亲历了中国新诗由盛及衰的过程。感怀起往日的岁月，唐晓渡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是啊，一切都面目全非了！然而，我们这些可爱的网友偏偏以固有的思维打量文学，打量诗歌，打量作家，依然把他们想像为道德的标杆，依然不能容忍文学被玷污、被戏弄，坚决不愿意接受文学的沦陷和一些作家的堕落。因此，一看到抄袭者也能入作协就愤愤不平了。
时代不同了，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切莫再将作家神圣化，否则就会自取其辱，只会自取烦恼。不妨把作家看作是也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有七情六欲的人(当然作家本来就食人间烟火、就有七情六欲)，简言之，把作家当作普通人看待就心平气和了。事实上，一些作家本来就聪明，就事事洞明，就与时俱进，他们本身也并未把自己当作道德标杆，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救世主，更没有把自己当作非同寻常的伟人，相反他们热切地拥抱世界，热切地拥抱生活。比如王蒙，早在去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就表示：“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应该是世界的情人，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充满爱。也有作家是世界的诅咒者，我尽量远离这类人，他们影响我的食欲和健康。”既然作家不是批判者，不是诅咒者，是温情的情人，我们又何需对作家寄予天真的奢望呢？
当然，笔者认为，即便我们不要求作家拥有道德洁癖，也不忍看到作家主动沦于泥淖之中。道德永远不是评判世界万物的惟一标尺，但道德毕竟是这个社会的根本准则之一。作家如果爱惜羽毛，如果还珍重清誉，就不要砸碎那残存世人心中的最后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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