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背后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以及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谈一谈民族主义。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随之而来的是争论激烈，讨论和研究倒未见得深入。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表现得很虚伪和粗鄙，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大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她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不是十分关注，但我们应该注意，民族主义虽然在理论层次上不行，却是强烈和持久的，而且往往是感情冲动的。
民族主义话语在90年代初回复，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投合需要，以取得话语权。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当代，儒学已不再与现代化相对抗，能够在多元时代为权利和义务主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托。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中国各阶层的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虽然本书前言欲盖弥彰地说，“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这本书的标题，以及书中某些章节的标题(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比如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这本内容肤浅、混乱，带有明显商业炒作意图的书红火一时，喝彩声远远大于批评的声音。
也有理智和清醒的声音，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了，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则有较多思考，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有位学者还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需要说清楚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是一概反对学习和复兴传统文化，只是反对用传统方式指导我们的政治制度安排。比如我在争论中说，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政治儒学”。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而是一个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结语：
最后，展望一下这两派争论的未来前景。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
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前途并不在于一定要坚持新左派立场或自由主义立场，就像我表明的一样，什么是真理就坚持什么。以后，也许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队伍会分化，也许两者之间界线将不再那么清楚，也许两支队伍中间最有良知的那些人会站在一起，也许其中一些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是什么派别并不重要，是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也并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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