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主义思潮为何会在90年代出现？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
第四，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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