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七个问题上的对立与争论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不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反对还是辩护。在承认事实方面，在道义上反对方面，大家是一致的，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崔之元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他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问题六：关于现代化本身。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
问题七：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对立。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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