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疆域
葛兆光 知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最近，我受邀参加一个小型论坛，讨论什么是“中国境域”，主办方给我发的电子邮件中，用“国境在那里，中国在这里”这样两句很有意思的话，来暗示这个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国境”和“中国”，我很快理解为，这暗示了“国境(政治领土的范围)”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空间)”的差异，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曾经撰文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当我看到邮件的时候，一方面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诗“国破山河在”，和明末士大夫说的“非亡国，乃亡天下”，觉得“山河”、“国”和“天下”，似乎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世界里，有些不一样。一方面想起了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和周边世界关于国界、疆域、历史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间，也涉及到了“国境”、“国家”和“中国”，也就是历史疆域、政治版图和文化空间的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感想：
一 国境的话题：不止是钓鱼岛、南沙群岛、麦克马洪线
关于国境和国家，是一个绝大的话题，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现在存在领土争端的那些地方。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争议的钓鱼岛，中国和越南、印尼之间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等等。
不妨从近年来的韩国历史教科书说起。这些年来，历史教科书常常成为关注的话题，是因为培养和铸造年轻国民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历史教材，由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化和民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主流、历史疆域和民族空间等等问题，在各种教材中最容易引起认同、激动和冲突。而韩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说法，一方面表明在思想领域中，韩国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说明在知识世界中，韩国历史认知和中国历史认知之间的冲突。比如，朝鲜比中国历史悠久，檀君的故事和传说，高句丽在唐宋时代的版图的夸张说法等等。其实，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自从东北工程和高句丽申遗以来的种种争论。这表明国境、国家的问题，在看上去疆域已经划定的现代，仍然有很多历史阴影在纠缠，这使得现代存在于历史中，历史存在于现代中。
比韩国要早得多，日本对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质疑从明治年间就开始了，那个时代，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潮流和“亚洲主义”意识的崛起，日本一部分东洋学研究者，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有格外的关注，而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同一体，一方面是把这一原本只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瓦解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观念，这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比如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の构想》为题出版。恐怕，这种想法至今还有很多痕迹依然留存。
关于国家疆域的现实问题，不仅会以“历史”的形式反复出现，而且会在“当下”的不同时段反复浮现。这些问题不仅在东北亚出现，而且弄不好还会出现在四面八方，比如东突问题、西藏问题、蒙古问题，当然还有台湾的问题，显然，原本在现实政治意义上具有合法性的“国境”，在面临种种质疑，而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本来天经地义的“中国”也在面临种种挑战。正如过去我在题为《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论文中说的，这挑战还不仅仅来自现实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甚至还来自种种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比如来自东亚史或区域史、征服王朝史、同心圆理论、后现代历史学等等。这个问题需要郑重讨论。
二 国境、国家、近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特殊性或者是普遍性
要讨论这个话题，先得从所谓“民族国家”究竟何时形成说起。因为，所谓合法政治领土的“国境”概念，据说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而传统帝国是无所谓疆域的合法性的，而一般理论界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欧洲近代开始的。在目前所看到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种种论述中，基本上是以近代欧洲为背景的。所以，在霍布斯邦(EricHobsbawm)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since1780)一开头罗列的“可以作为学子初入门的参考”的书单，除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之外，基本上都是讨论欧洲历史的。可是，这种关于民族国家的讨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呢？
我一直觉得，中国历史不必按照欧洲历史来截长续短。中国式的近代民族国家，大概从宋代就开始形成，这恐怕比欧洲时间还早。当年，MorrisRossabi编了一部讨论宋代中国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名ChinaamongEquals，意思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棋逢对手”(也有人译为“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正如它的副题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显示的那样，10世纪到14世纪，中国和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宋代，中国不像以前的唐帝国那样笼罩天下，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后来的女真与更后来的蒙古，逐渐使它成为“诸国”中的“一国”。尽管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在宋真宗以后的宋、辽间外交文书，已经常用“南北朝”、“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的说法，所以，陶晋生指出宋人有“多元国际系统”，“宋人对于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
这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国境”，也有了国与国对等外交的意识，在宋史中我们看到，“勘界”即边界的划分，“互市”即边界开设的等价贸易，“聘礼”即对等国家使节的礼仪等等，都开始告诉人们“对等国家”的存在，这在唐以前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这一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主要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国”与“异国”，严肃面对的结果是三个：第一个结果是，他们开始对“出入(国)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边界之外，他们还要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要限制“中国人”的外出范围，涉及技术性的书籍和通晓这类知识的士人，不能出境到异族区域，以免知识和技术的外传，这说明知识、人员和国土，已经与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有了严格的边界。第二个结果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成了不容置疑的“国是”，如果说唐代人还可以对“敌国”表示好感，对那些对外战争表示反感，那么到了宋代，“爱国”在政治、社会甚至文学领域中都有了绝对的正当性。第三个结果是，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汉族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立场的警惕，他们不再像唐人那样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些新鲜东西，而是怀着戒惧的心情，对外来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态度(如佛教、火葬、胡服)。这与宋代始终处在异族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文明的抵制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道统”说，都在从各种角度重新建构着汉族文明的边界，拒斥着异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因此我们说，从文化的意义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在中国反而比欧洲早，所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说，宋代是中国的“近世”。通常人们常常觉得，欧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更早形成。也许，欧洲的民族国家确实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和欧洲不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在中国也找不到，但是，为什么欧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国就是“特殊”的呢？也许，中国这种民族国家形成史，也是同样合理而自然的一个生成过程。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早已形成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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