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晔的观点是，行政垄断问题确实不是一部《反垄断法》就能奏效的，但是，若通过法律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将有利于政府官员明辨是非，划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从而自觉抵制违法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垄断法》不仅是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而且也是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除了思想和认识方面的阻力，反垄断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某些行业的抵制。一些在过去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它们对反垄断立法自然不会有很大兴趣。这些行业即便不会公开反对立法，它们也会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
此外，现阶段的反垄断立法还存在来自政府部门的阻力。这些都成为了反垄断法呼之难出的重重阻碍。将禁止行政性垄断写入草案
谈到反垄断法草案时，王晓晔告诉记者，草案在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借鉴了德国、欧盟和美国的法律制度，也由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企业合并这三大支柱作为重要内容。除此之外，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将禁止行政性的垄断行为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了反垄断法。与此前的草案相比，这个草案在这方面的内容更全面。
行政垄断，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比如，有的地方的民政机关要求新郎新娘办理结婚证必须到民政部门规定的照相馆照相，如果用了其他照相馆拍摄的结婚照就不予办理登记手续。有的部门为了保护内部企业，就发布一些行政性的指令或行政性的规章制度，禁止其他企业进入该领域，从而限制了竞争。
地方保护则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为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例如，1998年上海市规定购买桑塔纳轿车办理牌照只需交纳2万元，而如果购买了其他车则需要8万甚至更多的钱才能获得牌照。而湖北省政府也发出通知，如果购买外地轿车，就必须交纳7万元左右的扶贫解困费。
很明显，这正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发布地方文件，形成地区封锁导致垄断，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损害了规模经济、损害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而且，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还为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制止行政垄断是中国反垄断法一个极其重要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
另一个特点，草案还结合别国经验，对违法行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制裁措施。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对于公用企业的强制交易行为最高罚款20万元，而草案中规定对于行政垄断协议、滥用市场地位行为的最高行政罚款为1000万元人民币。从金额上来看，虽然与国外对于卡特尔（竞争者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协议）的罚款或欧盟对于微软的罚款比较而言，还是低很多，但是这和我国以前的处罚力度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说明，从法律上已经将这种行为认定为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对于市场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对消费者利益也将造成严重损害，所以罚款的金额和过去相比较要大得多。当然，100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力度对于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仍不具有威慑力，不过，王晓晔认为，草案还在不断的讨论修改当中，有的地方还将做出调整。
同时，在草案中还有些程序性的规定，例如，执法机关如何立案、调查、取证，召开听证会，给相关企业以陈述意见的机会等等，也都作了一些相关的规定。
对于《反垄断法》的作用，王晓晔认为，《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竞争，运用竞争这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和一些民族企业比较起来，在资金、销售渠道、技术等方面都占有优势。那么，这些企业可能首当其冲地受到《反垄断法》的冲击。
但是，《反垄断法》不是专门针对跨国公司的，《反垄断法》不会考虑企业的国籍，甚至不考虑限制竞争的行为是源于国内还是国外。因此，不管竞争者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它们在市场竞争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
在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融入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反垄断法》将会起到双重作用，即一方面保护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在国际竞争中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保护它们有进入市场的机会，从而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地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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