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的前景是乐观的
南都周刊：你、张曙光和茅于轼等天则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反垄断问题，并为推动反垄断做了很多工作，天则也成为了中国民间反垄断的主阵地之一，是相互传染的结果？
盛洪：天则所是一个民间的经济学研究机构，我们这几个核心成员有比较相近的观点和共识，比如我们都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政府要少干预市场，垄断恰是竞争的反面，反垄断就成了研究的应有之义了。
南都周刊：从93年开始，你就开始呼吁树立反垄断意识，在此过程中，受到过一些压力吗？
盛洪：天则所不会因为某个特定的问题，其内部某一个人的呼吁就受到具体的压力。显然，天则所是承受过压力，碰到过一些干扰和麻烦的，但这种压力来自各种综合因素，不会有某一垄断利益集团直接来找我们算账。我们是民间的，如果我们的体制内的研究机构，就有可能有直接来自垄断利益集团的压力。中国的舆论环境毕竟不同于以前了，容忍不同的意见也已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南都周刊：你们多年来对反垄断的呼吁和努力对政策层面有实质性影响吗？
盛洪：我们发出的反垄断声音不像体制内的研究机构，可以以内参、简报等形式直达决策者。天则所有研究成果就公开发表，虽然对政策层面很难有直接影响，但我相信是有间接影响的。这样的一种反垄断声音，对舆论，对社会大众对垄断的认识都会产生作用，有助于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官员，形成反垄断共识。同时在有些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可能有一些推进，但也是间接性的。比如说，我们曾介入到电信行业的反垄断。天则所最早写了电信改革、电信法立法的一个建议，时间大概是在96年左右，研究成果后来也递到了全国人大的经济委员会。后来电信业的改革思路与我们的建议，应该说是很相近的。
南都周刊：你还参与其他有关反垄断立法了吗？
盛洪：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这也是天则所一直在推动的一件事情。这个行业的特性是有自然垄断行业的性质。但有这个性质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必须独家垄断，可以有民营企业进入，但政府可以在进入的关口，模仿市场，让民营企业去竞争。在这个方面，从2002年开始，天则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开论坛，发表一些相关文章，还包括进行政策性研究，比如我们给建设部做过一个“市政工程事业管制的国际经验比较”的研究。
南都周刊：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感受是什么？有让你感到欣慰的吗？
盛洪：天则所是做学术研究的机构，但一个特点是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具体问题、具体进展。我的感受是，只要你研究到位了，只要你本着对社会负责，为社会的繁荣负责，包括对政府负责的态度。经过若干年后，你会看到你努力的结果。比如，我在93年写“树立反垄断意识”时，大家对一些现象还不是很理解，比如说电力、石油部门的问题，当时还叫“行业不正之风”，还没有认识到是垄断问题。但现在来看，反垄断已经在整个社会达成了高度共识了，很难看到有一家报纸、一个政府部门，甚至一个行政性垄断企业出来为垄断辩护的。有了共识，剩下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了。这一点是让我感受最欣慰的地方。
南都周刊：反垄断研究在你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什么位置？能对中国的反行政性垄断进程做个预测吗？
盛洪：反垄断应该说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吧，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宽。但反垄断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经济学的前沿课题，已有的理论还不能解释所有的垄断问题，它值得花时间研究。而且，中国的行政性垄断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中国的反垄断进程，这很大一部分是要看政府的动作，但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反垄断已经成了社会的共识，包括政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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