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没有房东只当租户的“有产阶级”
中产阶层像葛朗台重视金币般重视他们手中的房产和爱车，并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关乎中产生活的所有权。对此，法律是否予以他们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负全责”对车主可能造成的负担，到最近房屋所有权的“70大限”的热议、《物权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风吹草动，触动着这些中产者敏感的神经。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居住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教师王怡说，在目前的地权制度下，不过是“每个人都暂住在中国，拥有一个共同的房东”，而这个房东就是国家。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这个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对中产者最关心的“70大限”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关答案。根据草案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续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对于个人使用的土地有无偿收回的权力。如果不申请续期，当土地被国家收回的时候，国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过后对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补偿则未作规定，物权法草案对此亦保持沉默。这种法律上的沉默，可能为侵犯私人财产权留下了隐患。
有了好车，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负上比行人更大的责任；有了好房子，却要担心法律上房产权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现实下，多赚点“金币”才能消弥葛朗台们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之三：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
广州一地产公司的设计部主管阿富，每天在电脑前工作超过15小时，他的口头禅是：“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他们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浑身无力、容易疲倦、思想涣散、腰椎劳损等等如家常便饭。“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中产阶层工作狂的写照。包括教师、记者、研究人员等职业的中产者总有职业病，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每况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产阶层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抑郁症、自杀早就不是新闻，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中产阶层总是感觉没有人分担他们的所思所虑。
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证自己的楼、自己的车能够继续供下去，才能保证孩子的学费甚至将来能出国留学，才能保证负担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医疗费。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压力下，最不幸的结果是，一个中产者先是变成了一个工作狂，然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过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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