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授
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前些天我偶然读过。昨晚才从朋友们那儿听说他因此文在网上被骂；薛涌则因批评茅于轼的文章没有被发表而与《南方都市报》决裂。今天早上看到一位朋友在我博客上留下的薛涌的《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 ——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我认为，《南都》能够发表茅于轼的这篇文章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如果他们能够发表薛涌对茅的批评同样值得肯定。下面我试着对薛文谈我的看法，有弹有赞。
薛文《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在起首一段简单概括了茅于轼的观点之后，接下来一段的判断就是：
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我想，这个判断是全文的核心，也是《南都》与薛涌争执的关键。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应该写的，因为它没有被论证，也难以被论证。实际上，它超出了一篇议论文论证的范围。
为什么呢？因为他怀疑的是茅于轼“得到富人的好处”，并且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茅于轼写文的“动机”。
茅于轼是否“得到富人的好处”，是一个事实问题，茅于轼写文究竟抱着什么样的“动机”也是一个事实问题。前一个事实，只能由调查报道来提供；后一个事实只能问茅于轼自己。其他人的怎么知道？
一篇议论文，一篇批驳他人观点的评论，一下子就提出了这样无法论证的判断，当然是不应该的。
《南都》编辑在给薛涌的回复中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想就是指这一点。
其实，薛涌批评茅于轼的观点，完全不必要这个层面上开始。当然，即使保留这些内容，我认为也是可以发表的，因为这种没有得到论证的质疑无损于茅于轼。我指出文章的是非，但并不一定把它当作编辑枪毙稿件的标准。因为，正像茅于轼的文章所需要的是批评一样，薛涌的文章所需要的，仍是批评。批评就足够了。这就是我的“自由主义”言论观。
薛涌在《茅于轼难道不能批评吗——质问〈南方都市报〉》一文中说：“我因为他错得太离谱，觉得他的话不能令人深思，而怀疑他是否有些什么动机。可见，，《南方都市报》连让人家表示怀疑的权利也不能容忍。”
这话说得不对。茅于轼可能错了，但即使“错得太离谱”也不能怀疑人家动机。我们怎么能从一个人观点的错误来推导出他一系列具体的行为事实来呢？这中间差着多远的距离呢？
薛涌所谓“怀疑的权利”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保留在一个人脑子里的权利呢？还是公之于众，并且对当事者的声誉产生相应影响的权利呢？
人有权利，也有责任。在这里的责任，就是要论证。人有怀疑一切的权利，但是你要通过大众传媒把这种对具体个人品行的的怀疑公之于众，就要小心。这与人民群众到纪检部门举报完全不同。
薛涌紧接着在后面举出了他的证据：
其实，茅于轼最近接受记者的谈话，已经为我的怀疑提供了证据。他先说许多富人是靠经营个体经济奋斗上来的，是创造财富的英雄，不象国营企业，有各种背景和优惠。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把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描绘成这样创造财富的英雄。难道任志强不是既得利益吗？茅于轼把富人说成英雄可以。我确实相信有许多致富的英雄。但是，放着那么多个体户他不提，单提一个国企的老板，难道不是在为既得利益说话吗？人们不能对此“怀疑”吗？
在我看来，这当然不能构成怀疑茅于轼受富人好处的证据，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观点。它仍然跨越不了从观点到事实的鸿沟。任志强能证明茅于轼什么呢？
好了，我对薛涌的批评主要就是这些。再看薛涌正确的一方面。
其实紧接着那段对“动机”的怀疑之后，薛涌就有非常好的驳论，比如对茅于轼“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这个论段。
薛涌的批评道：
“这一论段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仅仅举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人均ＧＤＰ论，在公元50年，中国和欧洲（除去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反映了东汉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欧洲则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国达到600美元，欧洲是500美元。直到1700年，中国停滞不前，欧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这些估算，因为基于非常不完整的史料，当然不足尽信，但也能反映大概的情况。近世中国（指宋以后）之富是世界闻名的。马可.孛罗描写的中国之富，超出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激发了哥仑布的航海冒险，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茅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哪里得出“中国穷了几千年”的结论？
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是子虚乌有，说这种穷困是“仇富”所致更是荒唐。看看明清时代的江南，那里几乎有着世界最自由的经济。问题是，这么富庶的地方，至少不应该比日本发展得差，怎么突然穷了呢？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张口市场，闭口企业家，想必会以亚当.斯密为自己的祖师爷吧？难道忘了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对中国的观察和预言了吗？亚当.斯密当时并没有说中国穷，而是承认中国富。不过他预言，中国已经走到头了。理由有两点：一是贸易不开放，只有广州这么一个对外贸易口岸。一是贫富分化太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享有一切保护，穷人则毫无保护。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维持繁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亚当.斯密的预言。怎么能说中国的穷困是仇富所致？”
这两段驳论详列事实论据，非常精采。这正是薛涌文章的强项，也是我喜欢薛涌文章的一个原因。但这也只能证明茅于轼说话太随便甚至学识不够，却不能论证他“刻意歪曲事实”。
我认为，有这样雄辩论证力，来批评别人的观点，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定要怀疑到他人的动机上来呢？对他人动机的怀疑，不会增加一点论证力。
最后，我要说，从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能推出茅于轼反对“为穷人说话”的结论。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命题。茅于轼并不反对别人为穷人说话，也不反对自己为穷人说话。他还为穷人做事呢！只是他觉得为穷人说话的已经很多了，所以他选择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们这个市场社会，富人即使“不说话”或“没人为其说话”，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资本本身会说话，官员也会为其说话。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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