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旅美专栏作者
我最近终止了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这一决定不能说不痛苦。多年来，我和该报合作甚为融洽，一直将之视为在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该报评论版的编辑，个人素质在中国报业中也可谓鹤立鸡群，我一直十分珍视和他们的关系。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否有既得利益？媒体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为了帮助公众和媒体思考这一问题，我不妨将此事的前前后后作一个交代。
不久前，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矛头指向茅于轼不久前在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众所周知，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则又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我在文章中，主要指出了茅文的几个事实错误。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ＧＤＰ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
当然，茅于轼编造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的话来，也并非出人意料。第一，他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抄来的，自己已经被洗脑。第二，则是出于他“为富人说话”的需要，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百姓的头上。所谓“仇富”导致贫困之说，任志强早就说过。我也早作了反驳。你看看有几个中国人恨姚明？他不过就是能把一个球装到筐子里，怎么能富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相反，大家都是他的粉丝、以他为荣耀。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有些正当致富的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其实和一般小民百姓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一样，是我们国家法治不健全之过，怎么能让同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担当责任？“先保护富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如同体育比赛，在同样的规则下，总有胜有负，有金牌银牌，有刘翔、姚明，也有生活无着落的末流运动员。在这个意义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说规则应该先保护那些跑的快、个子高的人，那还有公正的竞争吗？如果法律将富人优先保护起来，穷人则等而下之，难道穷人不该仇富吗？
这就是我的道理。我还告诫《南方都市报》，请名人写文章应该负责。茅文通篇没有证据，信口开河，“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这类刺激性的语言，在当今社会公平问题严重的时代，对穷人有侮辱性，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比如，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很难想象有知名人士会这样说话。如果有时有人不小心这样说漏了嘴，也会招致全国的抗议，要不停地澄清、道歉，有的甚至为此丢了工作。我们的报纸有保护弱势的责任，不应该纵容这样的言论。
编辑部当然对这样的观点不认同。编辑部主任特别给我来了封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因此，他认为我在道德上对茅于轼提出严厉的道德批判，让他们无法接受。另一位编辑也回信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这番解释不能说不诚恳，但很难让我接受。茅老是好人，这我愿意相信。但是，难道好人不会说错话吗？难道好人就有说不负责任的话的特权吗？好人说错话，报纸就有为贤者讳的道理吗？我接受的基本学术训练是：只认文字不认人，看见错误观点就批。我不会查三代后再决定是否批判。另外，那位编辑说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言下之意，我是个红卫兵了。这其实才是一顶不小的帽子。可是我一查我的原文，清清楚楚写着我读了茅的文字后“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一句话，我因为他错得太离谱，觉得他的话不能令人深思，而怀疑他是否有些什么动机。可见，《南方都市报》连让人家表示怀疑的权利也不能容忍。其实，茅于轼最近接受记者的谈话，已经为我的怀疑提供了证据。他先说许多富人是靠经营个体经济奋斗上来的，是创造财富的英雄，不象国营企业，有各种背景和优惠。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把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描绘成这样创造财富的英雄。难道任志强不是既得利益吗？茅于轼把富人说成英雄可以。我确实相信有许多致富的英雄。但是，放着那么多个体户他不提，单提一个国企的老板，难道不是在为既得利益说话吗？人们不能对此“怀疑”吗？
这是我和编辑部以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根本不同。不久前我批判吴敬琏，编辑部就很不高兴，闹得大家的关系很紧张。其实，在意识形态上，我和吴敬琏一样是市场派。我所不理解的是，这么一个拥护市场经济的人，为什么不为街头巷尾的个体摊贩说话，而跑到国营企业当独立董事？茅于轼也是一样，要说富人是英雄，怎么不拿一个贫穷中起家、忍辱负重致富的小生意人作例子，而非要举出一个高干出身并在国营企业当总裁的任志强？
其实，说了这么多，编辑部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不代表既得利益。不过，编辑部至少应该尊重别人不同的想法。你在网上作个民调就明白：如果你为任志强说话，多少人会说你不代表既得利益呢？再举个例子，你看美国的选举，政敌之间，永远会攻击对方代表既得利益。你找不出一个政治家不被贴上既得利益的标签的。难道你能以一句“缺乏证据”为由，不让大家说这样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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