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会议后，茅于轼和其中的多位毛头小伙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杨小凯、张维迎。一次，张维迎看完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茅于轼的印象中，其时的杨小凯，已相当成型，而张维迎，仍在懵懂寻找；在理论的创造性上，杨优于张，而在和现实问题的契合上，张优于杨。
无论如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随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张维迎说服了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观点，“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从此处开始，“双轨制”——计划和市场，国有和民营，公立和私立，甚至长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黄包——成为最富中国改革特色的历史景观。考虑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从两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问题，而计划价格的一统天下和计划价格制订者致命的自负，是社会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实行意义深远。
1980年代初期，青年经济学者展示出爆发力。张维迎后来说，我必须表达对1980年代体改所同事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观点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遗憾。”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经济学者的惊人创造力，以及其后的命运分野，是了解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而在当时，对他们中的数位而言，体改所和茅于轼的书房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场域，两者是自由、宽松且富有创造力的“议政厅”——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担纲的体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又是他们的道德道场。
张维迎在茅于轼书房里的“议政”对手，有他的体改委同事宋国青、张敢明、栗树和等，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碰几次头”。这是张维迎在北京的“读书会”。
自离开体改所后，张敢明和张维迎已经近10年没有联系，但当他看到网上消息，说有人用8万块钱买动了张维迎时，他还是下意识地说，“绝对不可能。”与其说，是他对故友学品的信赖，不如说，是他信赖于，那个“议政”书房里，茅于轼维护和供给的道德力量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持续影响。
张维迎常跟他的学生说起的当时书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独缺宋国青，其时电话不便，联系不上，茅于轼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骑个自行车，从月坛南街的南沙沟，骑到北大，足足三个小时。到宋国青宿舍时，见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铺伏案疾书赶制论文，担忧全无，又顿生欣喜，自己骑着车又回到南沙沟。
二是，另一回，“议政”时间过长，几个人从先生家出门时，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爆胎了，干脆坐在路边继续侃，张敢明其时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张敢明的又一说法，两张一宋，都是陕西农村娃，都是犟脾气，但数宋国青家里最穷，先生给他补助最多。
在送给茅于轼的著述《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的扉页上，张维迎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张敢明说，他不相信那个书房里走出的人，“会被8万块钱收买”。在采访中，数位学者对张维迎的观点持保留看法，但对他的学品和人品，却一致称赞。张敢明认为，“有人有意拿张维迎的人品说事，转移话题。”
“最激动”的岁月
宋国青是张维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张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宋现在就职北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称宋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两句话，在当时的体改所广为流传：一是，“以前是报国无门，现在是报国无法，想不出好办法来了”；二说改革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改革的深入越发暴露体制痼疾，而“学中干”又加大社会对新知的需求。张敢明的印象中，同事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新名词，很快就会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有人说，体改所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维迎说在体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动”的岁月。
25岁张维迎的兴趣，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每个现实问题都有吸引力，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会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
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都是“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便有权力寻租，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腐败大面积产生。因“双轨制”导致腐败，它的创见者遭受广泛攻击。张敢明记得当时的一句玩笑话，“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价格“双轨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时乡村干部因为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比一般农民更快地致富。“双轨制”使得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这是张维迎没有想到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张维迎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
在遭受巨大骂名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中年张维迎——“人民公敌”
在西北大学的读书会里，对张维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张维迎“读过好几遍”。到体改委后，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他“维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的思想轨迹，弗里德曼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他有无数秘密的中国拥趸。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时，大陆一位著名的时评家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在20世纪的学人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像弗里德曼那样信奉市场、像弗里德曼那样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几乎可以肯定，假如弗里德曼生活在今日转型中国，他必将是个‘人民公敌’。”
蹊跷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献里发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成长轨迹，我们几乎总能在改革最重要的争论里——诸如计划和市场，国营和民营——看到大量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他是大陆被引证次数最高的学者。
我们也几乎总能听到一个不断告诫民众“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无畏孩子的发言，但是，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
1994年，从牛津大学回国后，张维迎就职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因“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且“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张维迎随后出版《大学的逻辑》。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网友“你最傻”的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其学术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无穷。”
究竟，谁站在人民的对面？
耶鲁大学陈志武的看法是，“‘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对改革中的复杂，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茅于轼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事实上，这并非只是真理和无知、学者和群氓之间的争斗。在经济学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台之间，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措施，以及已经成功实施的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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