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林思云关于张纯如女士的评论
桂铭
林思云的文章，在介绍中日不同视点时，很挑战中国人的一般对中日关系的认识，颇有启发性。有些文章我是欣赏的。但是，林思云关于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评论，觉得有些偏颇。
林思云怀疑张纯如无法读懂中文日文，以至无法客观获得和分析有关史料。这点有点牵强。在美国，有大量的关于二次大战的资料，包括中文日文，我相信还有更多的英文资料，因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非始于张纯如。前人的研究，一定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另外，我相信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一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其本身了解中文和日文资料的语言局限，应该不至于影响她获得资料的能力。面对资料，分析概括的能力更重要。实地考察虽然有助于资料收集，但在通讯发达的现代，不一定需要进行实地考察。钻图书馆、档案馆、数据库也许更重要。因此，林思云对张纯如女士的这两点责备，没有严格的逻辑依据。
对于“恐怖的气氛”的辨析，我在日本生活过，日本的确在社会治安方面非常平和。日本虽然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民族意识太强，因此如果是抵触所谓民族尊严利益的言论，不会受到欢迎，以至被大众接纳。谈论南京大屠杀，仍然是玮避的话题。我参加过东史郎的演讲会，我很钦佩他和组织者（中小学老师）的良知和勇气，但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被大多数日本人接纳。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场主，还是顽固地认为日本没有做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情。得罪这样的人，不会有好日子过。我不知道林思云有没有接触到这类人。张纯如感到“恐怖的气氛”，并不是没有她的道理。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不喜欢林思云，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可能“痛恨”，如果身处这样的氛围，我相信林思云也会感到“恐怖的气氛”，尽管我知道林思云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在日本，我没有遇到和听说过有中国人在日本查资料研究南京大屠杀，也许是我从事的学科的局限吧。我倒是建议林思云不妨去查查日本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再判张纯如“造谣”不迟。
日本的确有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我也专门看过。但是，讲得非常简单。林思云提出这样的质疑，并不能推翻张纯如的有关叙述。正如林思云自己承认的那样，的确有日本人在极力抹煞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概念。他们提出的杀人数字不精确说，就是想钻逻辑的空子。他们总是用Nanjing incident来替代Nanjing massacre，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有些教授的日本人优越论很强，他们不能容忍南京大屠杀对他们的后代的民族优越意识的破坏，林思云不能否认这点。
每年日本都要大张旗鼓地纪念广岛长崎原爆和冲绳战役，但从来没有集会来纪念在亚洲因为他们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大量平民的死亡。对原爆的纪念的目的只有一个：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好处是，必须反对战争。日本希望把战争罪行和大屠杀普遍化，这样就会淡化南京大屠杀对大和民族的自豪感的损害。
立场决定认识，这是共性法则，无人能外。还好，林思云无意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仅凭对张纯如的几个叙述的不严密的辨析，便推断张纯如是“造谣”、“感情用事”，实在太自以为是。
小评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林思云
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是一本引起不少“争议”的畅销书。最近张女士不幸去世，又引起人们对她这本书的讨论。这里小谈几点我个人对这本书的看法。
首先我注意到张纯如的语言问题。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的事情，所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应该懂得中文和日文这两种语言，才能查阅第一手的原始文件和资料。可是张纯如不仅不懂日文，就是中文，她也不能读懂中文资料，需要别人为她翻译。试想，一个不懂中文和日文的外国人，来写一本揭露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真相”，却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原始文件和资料，不免让人担心。
我还注意到张纯如女士缺少必要的实地考察。张女士为了写成《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于1995年7月到南京考察了25天左右，但并没有听说张纯如到日本考察采访过。写这样一本揭露历史真相的书，在中国只考察了25天，自然是嫌短了一些，但也还说得过去；而不到日本去实地调查，从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上来看，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日本战败投降后，战前的很多档案资料都已经公开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如果张女士来日本调查一番，应该会有不小的收获。有人说：日本右翼会阻挠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如果是那样，那就更应该去日本了，亲身体验一下日本右翼是怎样阻挠她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把这些写入书中，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也正是因为张纯如没有去日本实地考察，造成她的书中对日本的描述，出现很多“低级错误”，也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不应该犯的基本错误。这里分析一下张女士在《序言》中的几段有关当代日本的叙述吧。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A：“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
对于张的这段话，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明白她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第一，日本不存在什么“恐怖的气氛”，尽管不时有右翼人士示威游行，但这在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是很正常的事，和“恐怖的气氛”毫无关系；第二，我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日本人，因为表明了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而遭到失业的迫害。张女士本人也没有例举出一个实例，来证实确实有日本因为表达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看法而遭到失业的迫害。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B：“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
张女士的这段话，更有点“造谣”的嫌疑了。中国学者不敢到日本去查档案，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以至于“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这些话真象是“天方夜谭”的故事。就是中国人，恐怕也不会相信。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C：“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干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
张女士显然从来没有看过日本的课本。我亲眼看过好几种日本的中学课本，里面都有关于“南京事件”或“南京大屠杀”的介绍。也正是因为日本的课本有这样的内容，后来才有右翼提出要修改教科书。日本NHK拍摄的历史系列片《20世纪的映像》，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D：“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日本历史教授进行“为国尽忠”的工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描述。“怀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是任何一个人的权力，为什么谴责别人对一件事进行“怀疑”呢？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E：“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
张女士说的“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也就是说日本的文化把日本人变成恶魔吧。但是张女士在对日本文化或日本人作出这些评论以前，最好到日本来实地看一看，实地考察一下日本的文化有什么魔力，能够把人变成恶魔。中国在文化大革时期，也出现过很多残暴事件，比如女学生把老师活活打死，还有吃人肉等，这也算是魔鬼的行为吧。如果外国人通过中国的这些事件，来论述中国文化把人变成恶魔，中国人恐怕也不会同意吧。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F：“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张女士批评日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可是却没有一个实例，用来证明日本怎样“伪装”，又编造出什么样的“神话”。在没有日本编造“神话”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断然进行这样的批评，不应是一个负责任学者的行为。
我上次说过，中国人擅长吵架，却不太懂“辩论”和“说理”的技巧，动不动就要和人吵架。张女士这本书的基调似乎是一部为了与日本右翼进行“吵架”的书，而不是一部为了与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右翼，进行“辩论”或“评理”的书。如果说张女士是中国的英雄，那就是中国的吵架英雄吧。
我无意否认南京大屠杀，我很希望中国有人好好去研究一下南京大屠杀，但不赞成张纯如女士这样的感情用事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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