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
半个月前，南京市汤山镇一位七十九岁老人的病逝牵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这位叫雷桂英的老太太是迄今为止发现并公开其身份的第一位南京慰安妇“活证人”。
我的大学同学朱弘现在日本居住，近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慰安妇”、“民间对日索赔”等问题，并以此为题材拍摄了数部纪录片。我敬佩朱弘，为他的勇气和毅力所感动，为此我写过“一只避孕套的沧桑”及其“补白”，被很多网站和平面媒体转载。
雷桂英逝世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朱弘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痛哭了一夜，因为那段历史又少了一位证人。“上次回南京，我曾去看望过她。老人告诉我，说自己血压太高，同时埋怨南京那个号称志愿为她免费治疗的医院的种种不便（主要是空头支票太多）。我就问了她最希望的看病方式，拿回了她最信任的治疗高血压的药方（药瓶），打算在日本给她募捐——因为我六月份可能和几个日本人（包括西野瑠美子）过来，在那个时候，我想——我自己可以安排她去一家真正的医院做一次真正的诊疗——用来保命的诊疗。”“但是，我的想法完全落空了！我把老人的病情想得太简单，或者说，探望老人的那一个小时内，我没有看出她任何危险的状况！……这个损失太大了。”
之后，几乎每天我都能收到朱弘的邮件，有感慨历史的，也有对媒体报道不准确的许多评论。比如，关于雷桂英幼年时期被日军强奸一事，他在信中说：“雷桂英老人在９岁的时候并未遭到日军强奸，那是记者的“创作”，也是老人迎合记者的结果之一。我试图纠正媒体的错误，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由此把她“公证”为新的“日军大屠杀幸存者”，这符合了双方的利益。在老人一家来说，可能获得相关的救济；在大屠杀纪念馆，这是“最新的成就”。这就是南京的现状，这样的谬误，在当地不是少数！中国挖到了一厢情愿的“深刻的历史记载”，但在国际上看来，这只能使自己打败自己——再次打败自己”。
确实，我不能不佩服朱弘的职业精神，这也是一个纪录片人的良心所在－－不隐瞒、不夸张、不矫饰。
前两天，又一位慰安所亲历者，江苏如皋的周粉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其实，从朱弘的来信以及和他与国内许多关注此事的专家（如经盛鸿、范学贵、苏智良等）的通信中，我了解到，在国内其实还有一些至今不愿暴露自己身世的见证人。我希望朱弘能够写一篇评论，我来帮他联系发在国内的报刊上。很快，朱弘用了一夜的时间回了信，但它更像是一封信，或者，调查报告，而且字数很多，并配发了大量惊心动魄的照片，这已经不是一家报纸的评论栏里能够发得下的内容了。
经朱弘同意，我把这些文字发在我的博客里。朱弘的采访很扎实，尤其是后面附录的“关于雷桂英老人调查的初步总结”非常训练有素，很成熟也很令我汗颜。朱弘的观点，很多我是赞同的，为此我会另写一篇文章，说一说我对历史的态度。
晓卿：你好！
你让我写的东西，我一夜中写出来了。
拜托你，把它转载在你的搏客里面！
朱弘 拜
朱弘 写在雷桂英老人去世、周粉英老人又勇敢地站起来的时候
关于这位如皋老妈妈的情况——文章写得已经很详细了，但作为“如何解决慰安妇问题”来看，这样的文章还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因为“慰安妇”和“慰安所”，都等待着我们大家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需要考证的是慰安所——它的位置在哪里（包括现在变成什么地方）？它的作为建筑的缘由（比如说南京那个巨大的利济巷慰安所群，就有房管所的历史档案证明它的前后变迁）是什么？它的原主人是谁、后人是否还健在？它的建筑面积包括平面图能否赶紧测绘出来？它的相关证人、证据究竟有多少——最重要的当然包括当年的受害者、附近的甚至进出过里面的证人——他们的证词必须能够相互佐证，才能是立体的科学的。否则一家之言无法驳倒日本右翼。请勿忘记，日本右翼里面不光是喊口号的小小人渣，他们也有整齐的学者队形，甚至是博导级别著作等身的。
同时，需要考证被害人的所有证词——老人家是如何被害的？老人家的经历是否符合真正意义上的慰安妇、或者是非正式的慰安妇？或者是长期遭受监禁和奸淫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可怜这个慰安妇问题变成了日军暴行的焦点，但恰恰，这也是我个人极为恐惧的焦点，因为这是本末倒置！日军在他们的占领地域（无论中国还是东南亚、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东南亚人或是对白人）都实施过惨无人道的性暴力，其中包括战争性暴力范畴之内的慰安妇制度。可是，近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把很多属于强奸（包括轮奸、监禁）的事例当作慰安妇问题来处理、来报道、来升华。于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士（当然应属于正义人士）就面临这样的窘境：如果老人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慰安妇，那我们该如何为她们讨还正义？更进一步讲：难道遭受过日军性暴力残害的老人——就一定要统统纳入“非人的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这个范畴才能解决问题、讨还正义吗？在残忍一点地说：如果老人遭受过日军的性暴力但却并没有一个慰安妇的“名分”，那么人类就可以熟视无睹了吗？
我多多少少已经被冠以“慰安妇问题专家”的头衔，但就是我这样的人，却极其反感“唯慰安妇问题为是”的潮流。我身在其中，但反对它成为时髦、被人为肤浅化。用一句十年前的话语，慰安妇问题又被人“媚俗”的倾向。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受害的本身和受害的程度，而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下，我们已经忽视了很多其他范畴的日军暴行受害者们。
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我们可以假设这样极端的例子：如果在某一个至关重要的场合，有一个混账透顶的右翼分子——他居然敢手指老人毫不留情、毫无人性地痛骂（或痛斥）：“你凭什么在这里造谣？你这个老骗子，你有什么证据敢说自己是什么日军慰安妇？……”那么，老人该怎么回答？我们大家该如何回应？
热情是什么？是殴打谩骂、是发动一场战争来报仇雪恨？……肯定不是。在我个人看来，热情就是踏踏实实地坚持做几件事情：把证据（人证、物证）搜集起来，从历史的漫漫尘埃中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再把它考证核实清楚。这需要我们的冷静——无论我们的血液是否热腾或者稠粘，但我们首先必须清醒；无论开水还是溶浆，那种滚滚烫的东西肯定不如冰冷的钢铁更加可靠。老人们的恸哭和泪水，需要每一个面对着的人——以更高的责任心去报答她们——我们不能让老人们白白站出来！在迫使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为此负责之前（看来，首先还要促使我们的政府官员早点想明白自己的种种过失——不作为的过失），我们首先要为她们负责！因为在６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最先面对了中国老妈妈、老奶奶们的苦痛和泪水，那如果我们首先不负责任，我们将没有权力要求日本承担更进一步的、最本质性的责任。就我所知，所有关注（中国）慰安妇问题并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同时得到老人信任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曾在网上谩骂过他人，使用过“杀”、“宰”甚至更凶狠的国骂。在我看来，有责任的人拒绝谩骂，有责任的人站在文明的高度上。
文明的高度是什么？首先，文明的丰碑不是靠谩骂积累而成就的庞然大物。其次，它不可能是无视他人劳动就肆意转载的文字和图片。我拿不出结论，但我知道有些应该排斥的东西。加上我身在日本，可以为大家介绍日本的经验——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我绝没有胆量把西野瑠美子女士的文字放在自己的网页里，尽管对方是我的朋友和战友。然后呢，我的意思很明显——尽管这项事业需要大量的正义之士的参与，但我个人有责任表态：如果您从明天开始依然在肆无忌惮地转载和抄袭他人的成果（无论文字还是图像），那么恳求您：远离这项事业！因为您不配，因为您不可能是日本右翼的对手并且已经在为这项事业造成伤害。我们的队伍必须是正义的，尽管它目前还十分疏散，需要急剧扩充，可是，这个队伍首先必须洁净。
※我这篇文字属于例外，欢迎任何人尽情转载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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