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武汉大学原网络教育学院院长郭学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原副院长刘其泰……近年来，湖北高校多名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职务犯罪高校频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17日《人民日报》）
湖北省纪委党风室主任高金章说：“高校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些钱，更重要的是对千万学生道德上的不利影响。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其实，高校腐败又何止只影响千万学生道德？它更将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说到底，高校“内部集权化”只是腐败频仍的表面原因，问题的根本是一个大学体制问题，也就是“学术行政化，高校衙门化”问题。高校腐败不过只是“高校衙门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行政凌驾于学术、教学之上，“官本位”盛行于校园，“学者争相入仕”，这些无不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从天津大学炒股巨亏事件，到陈丹青出走、丘成桐罢招，以及最近的“张鸣事件”，再到湖北高校的腐败窝案串案，都是“高校衙门化”的生动例证。用张鸣教授的话说，“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高校成为官场，讲的自然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其中，“对上不对下”就是明显的“官场文化”——高校领导只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根本没有高校教职工、大学生以及社会公众置喙之处。可是，单靠行政力量进行高校日常监管，肯定力有不逮。监督得了的无权监督，有权监督的又监督不了，腐败怎能不在校园滋生？大学荣誉怎能不被“政绩化”为豪华的电梯、天价的大门？
显然，行政化、官僚化，乃至黑社会化、帮派化的大学体制是极度错位的。行政不是为学术服务的，学术反而成了行政的婢女。大学不因教授和学生而成其为大学，大学因建筑的空壳和行政的鼓噪而成其为大学。在这样的环境里，“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必然要远离，取而代之的是森严的等级和集权的腐败。
大学“政校不分”，各级管理人员都是层层任命的官员——很难想象这种官僚化体制能够管理好一个以追求真理、探究知识为唯一要务的学术场所，并且使这个地方走出大师级的人才，研究出世界级的成就。能够有效防止官僚化滋生的，能够有力遏制教育腐败的，当属我们曾经有过的、很多国外高校一直奉行的去行政化的教授治校传统。教授治校的根据在于教授在学术上的优越性，而不在他们的行政能力。教授治校不仅可以很好地监督行政部门，也提供了一个民主的平台，使行政部门和教职工能坐在一起商议如何治理好学校。
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教授和学生，也需要一流的管理模式和学术氛围。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是官场，大学是一个学问机关，要的不是命令和服从，而是服务与自由。只有把纯粹的官员从大学校园里驱逐出去，纯粹的学术才能在校园里普遍繁荣。官僚积习侵入校园，是对大学精神最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决不是几所高校的干部腐败和几个教授的个人命运足以概括和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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