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给本报记者发来了井出敬二公使的回函。
对于正在发生的“朝日啤酒”被撤柜和“抵制日货”的行动,他在信中表示:“在中国的日企工作的中国职员人数超过了100万人,日本企业正努力保障这些人的稳定利益。”
因此他认为:“如果发生了问题,希望(双方)冷静地通过对话解决,不应该波及到经济层面。”
就在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的表态称,日方官员已要求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保证日本在华企业的安全和平稳运营。
然而,谁来保证这些来中国淘金的日企都能找到一个商业与政治之间合乎公允的平衡呢?
被隐瞒的真相
四年前是三菱重工,如今是朝日啤酒,只是在“教科书编撰会”的资助名单上,两家各领风骚而已。
日本向来有企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的传统和特点。然而,当把“企业战略”捆绑在“国家战略”一起兜售给别国消费者时,大多数日资企业还是无法逃避噩梦般的败退。
在4月6日给记者发来的传真中,朝日啤酒称“自从3月24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相关报道起,公司就进行了调查”;“3月28日《新文化报》刊登长春超市撤柜事件后,公司立即成立了对策小组,致力于对事实的说明以及得到充分的理解”。
3月30日,朝日啤酒便发表声明说,公司原领导人中条高德支持、赞助“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并发表一些言论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公司也没有提供过资金等一切援助。
“如此推托责任的做法令人无法信服,因为‘朝日啤酒’事件之后牵涉出的,是一长串儿令中国民众瞠目的名单,仅仅用个人行为显然难以解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表示。
事实上,恰好在四年前的4月4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馆长秘书李宗远就曾向媒体提供过一份内部资料(见名单)。
这份资料显示,截止到1999年10月6日,共有95家日本企业和16家日本财团先后向这一右翼团体捐赠巨款,使其每年的活动经费多达4.2亿日元。这些日本企业和财团的名字多数为中国人所熟悉,其中有不少已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合资或独资企业,是目前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其中,三菱重工董事长相川贤太郎和朝日工业两度榜上有名。
“他们清楚这种行为在短期内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伤害,但是日本企业认为更符合它们的长期战略。因为它们希望拓展到亚洲乃至全球市场,如果历史教科书修改成功,它们认为亚洲等国接受它们更为容易,它的海外战略更容易推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刘军红表示。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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