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长征途中曾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和团政委杨成武一道，强渡乌江，夺取天险娄山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作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耿飚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1950年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等职，成为著名的“将军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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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耿飚也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考验。
耿飚与所谓的“耿、黄反党集团”。
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人员都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时任驻缅甸大使的耿飚，也面临着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造反派为了让耿飚妻子赵兰香背靠背揭发耿飚，让她先回国。
耿飚回到北京后，尚未回家，就被造反派“接”到了外交部，勒令他交代在驻缅使馆工作中所犯的“罪行”,以及在任副部长时如何执行“三和一少”的“资产阶级外交路线。”造反派暗示他揭发外交部长陈毅，遭到耿飚的严词拒绝。此后，耿飚和妻子赵兰香便开始了被审查、被批斗的苦难历程。
有一次，造反派逼耿飚交代他和刘少奇的“黑关系”，结果一无所获。造反派又把诱供的对象放到还在领导岗位的陈毅身上。但是耿飚就是不就范，他们无可奈何，气急败坏之下，又追问耿飚为何要在“文化大革命”前挖空心思图谋钻进解放军，并信口雌黄地说，若不是耿飚自己要求，叶剑英为何向外交部提出要调他到军队呢？
对于此事，耿飚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叶帅向外交部提出要调我？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无论造反派如何追问，耿飚都是茫然一片。
后来，耿飚为了弄清这件事的真相，特地向老同志们打听。几经查询，才得知此事原委。“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中央开会，会上叶剑英写了个字条递给参加会议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字条上写道：军委考虑将耿飚调任国防部副部长，请炳南同志征询外交部党委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党委没有同意，此事也就作罢。由于当时耿飚任驻缅甸大使，不在国内，因此对这件事并不知晓。若不是造反派提及，耿飚恐怕还蒙在鼓里呢。
造反派在政治上整不倒耿飚，就在生活上整他，不让他治病。由于长期受折磨，耿飚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终于病倒，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和肺结核，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但造反派硬说耿飚是为了逃避审查而假装生病，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外交部，必须立即让耿飚到301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无奈，只得勉强放了耿飚。但是耿飚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尚未痊愈，就又被送了回来，继续接受批斗审查。
造反派不满足于此，还将耿飚全家扫地出门，勒令他们限期搬出东交民巷外交部宿舍，搬到黄镇一家居住的小楼里。耿黄两家人口都多，一座小楼根本无法住，没有办法，耿飚就叫已成家的孩子搬出去，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借房住。
8月7日，“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之一王力发表了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的讲话，即“王八七”讲话，外交部门一片混乱，还出现了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果断下令将煽动者王力和造反派头头中的主要肇事者隔离审查，并将被夺的外交大权重新收归中央掌握。但在江青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下，极“左”思潮继续泛滥，“打倒陈毅”的口号继续存在，社会上还不断出现“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口号。耿飚和黄镇在谈到这些事情时忧心忡忡。
一天，耿飚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份大字报，对外交部的这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黄镇欣然同意：“好啊，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
大字报很快写好了，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倒陈毅”，反对把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把我国17年来成就辉煌的外交工作说成漆黑一团，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阴魂未散，还在干扰着外交工作，等等。这张大字报立即在大使们中间传阅，大使们纷纷签名。
这份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不久，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黄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声势和影响更大了，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中央文革”很快得知此事。江青等人借机大做文章，把外交部出现的大好形势污蔑为“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一时间，耿飚和黄镇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主要对象，将他们打成“耿、黄反党集团”、“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四位大使，就被扣上“耿黄集团”中的“四大金刚”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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