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医疗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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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团队：刘军强 张胜波 王宇锋 李红 陆高峰 王会娟
指导老师：彭少华
一、米山联合保健：合作医疗之昨日映像
毕维忠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座上宾。
1960年6月1日，人民大会堂。他作为晋东南医疗战线唯一的代表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他所在的米山保健站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
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毕维忠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一切源于他的一个创举。因为这个创举催生了一个新制度：联合保健。
怀着对新中国早期合作医疗制度的好奇心，我们在2005年的8月踏上了山西的这片黄土地。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奋战，我们终于完成了资料的搜集工作，整理出了由当时合作医疗的某些主要参加者、典型经历者构成的一份采访资料。根据这些宝贵资料，笔者整理出了当时闻名于世的所谓“米山合作医疗”的某些历史细节，以飨读者。
(一)历史进程
根据山西省高平县人民政府发表在1991年《全国健康保健专刊》上的说法[1]，米山乡的合作医疗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笔者以为这种划分是比较合理的：
1.农业合作化时期(1953—1957)，萌芽阶段。1953年米山乡几家私人诊所和药铺创办了联合诊所，实行互济保健制度。
随后的四年中，公有化运动蓬勃开展，到1955年建站前夕，后来参加了保健站的三个乡共成立了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61%的农户已经加入了合作社；可用于公共医疗支出的公益金也相对充足，如果按照每人交纳五角保健费计算，则需交纳的费用总额占公益金总额的51.4%。而伴随着公有化运动的开展，公共卫生系统在农村得到推广，人们接种疫苗，进行卫生环境和个人卫生习惯改良，都降低了疾病的发生率，直接冲击了私人执业医生的生存空间，导致医生们产生怨言和各种消极态度，反过来讲，医生的消极状态也影响到某些病人的医治，进而影响到生产劳动。这是我们在各种关于描绘合作医疗蓝图的文本中常见到的表述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公有化浪潮必然性地进入到医疗行业，也成为催生保健站建立的重要因素；但是客观地分析：合作医疗卫生保健站的建立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建站的事情是由县党委宣传部长牵头提出的，但根据中国官场的规则，这一设想则未必是县政府的成果，当然一切都还有待考证。
保健站建立之后，作用很大，群众反映良好，也为米山乡卫生事业赢得了全国声誉，本文文首已经渲染过，兹不重复。这一阶段，米山卫生保健站实行所谓“五角钱保健”，是他们取得最大成就的时期。
2.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1978)，成长成熟期。在经历了一段所谓的低谷时期时候，1969年米山紧随全国形势，开始实行完整的合作医疗。这一时期，米山的经验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很相似，既有成功之处也有缺点。
3.改革开放之后，旧合作医疗瓦解和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建立。随着农村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旧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经济基础，在八十年初开始瓦解。而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农村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又被提上日程。
(二)组织制度和工作内容
首先以各个乡及村的行政代表和卫生福利部门代表组成最高权力机构——联合保健委员会，行使决定权；下设正副主任委员、监察股、财经股、统计股，各司其职。保健委员名以上由委员会内部推举而非选举产生。保健委员会对纵向(县卫生主管部门和县医院)和横向(乡政府)两级负责。
而实际工作则由下属的联合预防保健站执行。站内设：正站长(政治)一人，副站长(兼医生)一人，中医二人，西医一人，调剂员一人，医助一人，合计一人，练习生一人，计九人。保健站内部分为：门诊部、药房、外科，在人员分工方面采取“专任兼职”的办法，每个人都担任两三种职务；并按地区划分卫生区和责任地段，安排责任医生、保健员和接生员；还在各个村点设立最基层非正式组织，每个村庄逐步配备赤脚医生和接生员等短训和业余卫生工作人员。
保健站开展的主要工作有：日常门诊工作、定期巡回医疗、卫生统计和预防、爱国卫生运动及卫生宣传、妇幼保健工作、卫生推广和技能培训等等。比较有特点的是：
1.医疗合作，社员按照人数，每人每年交五角钱，实行四免费(即：门诊、出诊、挂号、手术和手续费等一律免费)和优惠用药(社员按成本加收20%利润付款)；因公致伤病者及鳏、寡、孤、独和贫穷社员，其医药费一律从公益金内支付，但是这种优惠往往要视大队的经济状况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具体决定，一般只报销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不能够医治的大病则建立了同上级医院的转院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医疗合作”与正式的合作医疗相比，只免除基本费用，而吃药、住院等大部分支出还主要是自己负担。不过，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费用是可以给予补助的，另外，由于“医疗保健合同制”从1963年开始实行，农民付不起药费的，可以先挂帐，秋后由大队垫支，这样就给了农民最后的生命保障。
2.实行巡回医疗和责任区制度，建立其他便民措施，以加强预防，方便群众。
保健站除做好门诊外，规定：“各卫生区责任医生，在农闲时每3天到7天，去责任区巡回一次；农忙时，除留一人在站内值班外，其余医生整日在田间、工地和责任区巡回”，在每个医生的责任区，医生们按规定要做到“五包干”(包医疗预防及卫生、包计划生育宣传、包技术指导、包培训骨干、包中药材生产)、“七到田”(疾病普查普治到田、工伤急救到田、劳动保护到田、卫生宣传到田、妇幼保健到田、骨干培训到田、药品供应到田)。同时在离中心站较远的董寨、北朱庄增设分站，在较大的村队南朱庄、上下冯庄派驻定点医生，建立家庭病房等方式。以上各种措施，都方便了群众就医，能够增加用于劳动的时间。
3.进行预防工作、卫生工作、宣传教育，初步建立社会卫生体系。
保健站建立之后，通过登记健康卡，进行医疗普查、进行疫苗注射、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灭四害”、“四变样”等)、进行宣传教育等形式，迅速改变了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中缺乏有效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局面。从各种死亡率的下降原因上面，我们可以分析得出：该地区人口的健康水平在五十到六十年代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源于实行了卫生改良和医疗预防工作，例如1956年消灭了痢疾、麻疹、四六风病等疾病，1963年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种牛痘、注射百日咳疫苗等，都有效地遏制了传统社会中危害比较大的疾病的发生。
4.运用各种方式扩大医疗资源。
1964年米山保健站有医务人员14名，学徒4名，其中只有一人是运城卫校毕业的，其他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培训的——主要培训方式有：在职学习、带徒弟和培训(先后举办过针灸、疾病防疫、药材的采集种植、接生计划生育等十多次培训班)三种，到1963年已经建成包括医生、保健员、卫生员、疫情报告员在内的拥有450人的医疗队伍，平均每26个人就有一个卫生人员；1972、1973年为了巩固合作医疗，培训了36名赤脚医生、92名不脱产的生产队卫生员。
除了采用西医西药，开展三土四自，大量采用中药和偏方进行医疗。到1977年，全公社有药材田150余亩，年回收药材三万余斤，采集各种药材六千余斤；全公社建立大小制药厂十五个，年产五十二种丸散膏丹和针剂药品三万余元；同时收集偏方、验方、草方三百多个。推广针灸治疗；采用针麻进行手术。
努力开掘现有卫生资源。建立家庭病床、简易病床；开展以前不能开展的小规模手术，在六七十年代的各种保健站宣传资料上面，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保健站的同志克服各种简陋的客观条件开展手术治愈病人的事迹，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革命勇气。1964年11月保健站顶住压力开展一例阑尾炎手术的时候，只能用产床代替手术床，用煤油灯代替手术设备，第一例手术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保健站的工作人员，到第二年他们已经能够完成阑尾炎、疝修复、剖腹产、葡萄胎处理、淋巴摘除、女性结扎等手术。
上述各种措施当中有很多不切合当地实际的地方，也体现了当时的浪漫主义时代特征。但是，这种开拓医疗资源的努力却无疑帮助当地提高了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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