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于2004年所做的中国内地城市幸福感排名研究，自其发布以来，便不断被各种媒体频繁引用。直到几天前，还有媒体将这项两年前的调查虚化为“不久前的一项调查”，重新演绎了一遍“成都当选最有幸福感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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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到目前为止，有关上述调查的所有报道，都显得有些语焉不详，我们所能获知的信息，不过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奚恺元对中国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而测试结果则有些出人意料，其排序结果为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至于这一测试的模型、数据、分析，一概没有交待，因此我们对这一测试所指称的“幸福”究竟是何含义，其实完全不曾了解。而目前市面上所有关于成都成为“最幸福城市”的报道和评论，大多都是源自对上述测试的不加细究的含混引用，甚至是对其排序的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误读”，尤其是其中成都与上海之间的对比，更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
媒体的上述看似没头没脑的误读、瞎捧，其实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心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的是在二十几年的埋头迅跑之后，中国社会普遍出现的疲劳和焦虑，以及焦虑之后对曾经被全社会奉为圭臬的现代化模式及这一模式下一系列发展指标的反思，有关幸福和“幸福感”的定义，则是其中之一。而在6大城市幸福感排名第一的杭州并没有被广泛提及，倒是排名第二的成都，却以“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而广受议论，也大约和论者意识中对幸福感的先验认识有关。成都一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悠闲、轻松、恬淡，和丰饶富庶、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小富即安，都与西方现代化追求无限发展的模式———目前中国在这一模式下最为成功的典范，则非上海莫属———恰成鲜明对照，将“闲适的成都”与“疯狂的上海”拉来做一组对照，显然最有助于“反思派”的立论。
据称在一家网站发起的上海、成都“大论战”中，一位上海网友如此鄙薄成都：满街都是拓拓车，到处都是矮房子，摩天大楼都没得几座，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整天都只知道在农家乐喝茶打麻将……而成都网友则回击称：上海满街都是名车，其中哪辆是你的？上海的摩天大楼多，又有哪一套是你买下的？成都的拓拓车多，其中一辆是我的！成都的矮房子多，其中一套属于我！成都人到农家乐喝茶打牌不叫好吃懒做，叫享受生活。上海人不是不想享受，而是没有资格享受，上下班要花几个小时，房子贵得吓死个人，你有那个本钱享受吗？
上述一番交锋，看似“海派”与“蜀派”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争论，其实也已经勾画出两种幸福观和两种潜在的发展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近年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不断提出，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与资源约束，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现代化生活，进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复以个人欲望的充分满足为目标的美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无法说服公众的是，凭什么美国人有权追求“幸福”而我们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界定幸福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适合中国国情约束的发展模式，就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地和谐、中庸克己、知足常乐等文化因子，一度因为与西方文化中不断进取、永不餍足的精神相抵触，而被当做现代化之路上的障碍而受到嘲讽和厌弃。而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文化因子可能作为某种可加利用的思想资源，被整合进新的发展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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