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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造就了“39岁现象”？ 贪官两道坎：39岁急于上台阶 59岁人走茶凉
今年到明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将分批集中换届。中组部和中纪委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换届中严肃人事工作纪律，坚决抑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不正之风，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决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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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和7月份，中纪委和中组部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典型案件，各地纪检部门也加大了对此类案件的查处力度，陆续公布了一批买官卖官案件的查处情况，充分显示出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的决心。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起又一起典型案件被曝光，总忍不住会问：为什么利剑高悬之下，仍有人顶风作案？为什么“买官卖官”等违法违纪行为屡禁不止？
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卖官书记”、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先后卖出27顶“乌纱帽”。在商州，没有张改萍的同意，所有干部任命都无法上常委会，组织部门不能考察，张改萍的“个人权威”成了凌驾于组织和制度之上的决定因素。无独有偶，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原县长杨永晖离任前突击调动了115人，在整个人事调动过程中，确定调动范围的仅有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人，提出调动名单的也只有4个人，严重违反了相关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回顾近年来一些买官卖官案件，不难发现，权力过于集中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党内民主，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通过党委会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的方式决定干部任免或其它重大事项等，取得很好效果。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一把手”集权的问题仍然存在，再加上一些地方在执行制度时走样，为握有权力者违规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样是张改萍的案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她“玩转制度”的伎俩。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这次换届，中央要求在市、县两级全面推行《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就是为了从制度上堵住买官卖官等违规违法行为。一位长期从事组织干部工作的官员在谈到该办法时说，《办法》中6个环节的制度设计，在过去干部考核工作中已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对照《办法》还有两个差距：一是有的地方没有全面、系统这样做；二是有些环节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比如“民主推荐”，以前只是把党委提名的对象进行印证式和应验式的推荐，而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规定要进行两次推荐，把干部的提名权、动议权交给群众；“民意调查”，以前只是测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口碑，没有把调查结果运用到对班子和干部的评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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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制度改革要向纵深推进，必须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行使权利，特别是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利；必须进一步强化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着力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推行和完善体现科学民主的考核考察制度，落实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拔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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