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仰宁买官卖官案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回头看，案中有三个“绝大多数”：涉案的大小官员246人，绝大多数39岁左右；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在39岁左右；9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绝大多数39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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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叠叠的39岁，其共同特征在于：此前官阶不够的便花钱去买，不择手段，如钟昌瑞；此时如愿以偿的，立即腐败，如丁仰宁。
一些专家认为，基层干部在35岁至40岁这个年龄段落马的，近年来俯拾皆是。丁仰宁一案，只是39岁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种现象？
选拔标准
钟昌瑞37岁当上政和县教育局长，就大搞权钱交易，向副处级冲刺；35岁当上澄源乡党委书记的张余帅，也急匆匆向上“爬”。这都与他们的“年龄意识”有关：40岁到不了县处级，仕途就算走到头了。
“39岁现象”，与干部选拔的年龄标准有关。
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说，几乎每个时期，对干部的选拔都有一个标准，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问题是这些标准是软性的，很难操作。像对党的事业高度忠诚，怎么把握？你要无限忠诚，我就唱高调。如此，还会导致道德虚伪化。
于是，硬杠子出现了：年龄，产值，政绩，等等。
对组织部门来说，标准是清楚了，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激励机制的扭曲。在一些地方，只要你年龄有优势，哪怕你能力平平也可以被重用，培养。
一些基层官员一旦面临“难被重用”的年龄界限，难免不择手段，贿官，跑官，买官，争着“上台阶”。
南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文献说，中央和省委组织部门提倡年轻化，但并没有把年龄一刀切，一些干部愣是自己对照“青年干部”的年龄，要求自己。
另一方面，干部选拔往往是由上级领导人决定。选对了，没有回报；错了，至多事后检讨一番。这使得领导人选拔干部的关键一票很廉价。周为民说，廉价投票权是很容易被收买的。丁仰宁就是这样。
由此观之，“39岁现象”出现并不奇怪。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39岁现象”提醒我们：基层干部选拔制度上存在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的缺陷。这次中央干部制度改革纲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基层党政班子在选拔干部时，应谨防“39岁现象”的发生。
监督虚设
今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前往政和县，调研丁仰宁一案。完毕，陈感叹：没有建立起对干部有效的约束机制。
冲过年龄这道坎，40岁前后坐上处级“宝座”，当上“一把手”，就会大搞“一言堂”。“39岁现象”暴露出监督的无力。
丁仰宁在县委书记任上，共研究任免、调整科局级干部9批，527人次。9批中，在研究前由他个人直接提出干部提拔、调整人员名单的有6批，287人次；另外2批是在他大幅度修改组织部交给他审阅的名单后，提交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的。
1997年7月，在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提拔的38人中，23人没有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的推荐材料，只好临时去补，有的至今没有补齐。
5个月后，推荐处级干部，丁仰宁也一个人定方案，一个人上报。14名处级干部人选，丁仰宁一口气就向市委分管领导、市委组织部领导汇报完毕。
此时，丁仰宁眼中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与废纸无异。
南平市纪委一位负责人向本刊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研究干部任用的会议前，丁仰宁提前30分钟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口述了几个人的名单，让组织部长用笔记下，尔后，命令他在会上以县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的名义，提交丁等人讨论。对于这个明显违反《条例》的做法，组织部长没有表示异议。
县纪委书记对丁的家长式作风始终沉默。及至南平市委前往调查，这位书记依旧信誓旦旦：我什么都不知道。
县委班子成员，或者不敢监督，或者不愿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全成了应景文章。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因为市委分管政和的副书记龚祖成的包庇而软弱无力。龚祖成与丁同是建瓯市人，老乡路线加上“红包攻势”，使龚放纵丁在腐败的歧途疾驰而去。
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说，现有的干部制度、监督制度还没能有效防止“个人集权”。
思想根源
对于裹挟在“39岁现象”中的干部，通行的官方说法是：党性修养极差。
专家认为，思想方面的堕落，未必是根本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39岁现象”里的大小官员，在年龄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大学，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走上领导岗位。
南平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陈蒲生说，这一代青年干部，被称作“享受的一代”，和一些50岁左右的“老三届”干部比较，他们没有受过多少磨难，生活条件相对优越。80年代经济刚刚复苏时的“享受观”对他们影响较大。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各个阶层的贫富差距拉大，难以抗拒奢华生活的诱惑，腐败便顺理成章。贫困的政和，县城东南有片醒目的豪宅区，500多栋洋楼，每栋造价四五十万元左右。一些干部就住在这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特别关注组织建设问题。
这一代青年干部，又是被“捧大的一代”，在大学求学时，社会称其为“天之骄子”。走上工作岗位，又是中国所呼唤的“年轻化、知识化”干部。有些人仕途一帆风顺，几年就上个台阶。当地位上升到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唯我独尊，胆大妄为，腐化堕落，肆无忌惮。丁仰宁的话很有代表性，“权力的变大，滋长了我的骄傲自满的情绪。捞钱，追求名利思想抬头。”虽有虚饰，却也传心声。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这一代青年干部，世界观形成于80年代前后，恰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代，当他们的政治热情渐渐冷落，化权力为金钱的贪渎思想便在权力的催化下急剧膨胀。政和县流行很多顺口溜：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在目前的中国基层，39岁左右的干部几乎把握了所有的重要岗位，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从制度层面设计防其思想腐化的方案颇为紧迫。”福建省组织人事部门的官员说。
终身为官
“39岁现象”的发生，在于干部队伍事实上的“终身制”。中国市场经济决策信息咨询网络首席主持蔡未名态度鲜明地做出这样的深层原因分析。
制度的设定，对引导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最近提出：破除“论资排辈”，要“讲台阶而不抠台阶，论资历而不唯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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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由于制度的预先设定，致使一些年轻的基层干部一朝踏入这个“行当”，就产生“终身为官”和“不断升迁”的心理预期。一但这种心理预期在现实中遭遇障碍，或者“混日子”，或者不择手段，跑官买官。
故而，蔡未名说，要从根本上消除“39岁现象”，不单要破除“论资排辈”的观念，鼓励支持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还必须进一步破除干部“终身制”，破除他们“终身为官”的心理预期。（声明：刊用本稿件时务必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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