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沼泽化”_新闻说吧

中国大学的“沼泽化”

http://view.QQ.com　 2006年07月11日11:13 　《大学重建》　姚国华　评论0条

●大学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

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车尾的服务厢。

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苏联模式改造大学，让它培训职业技能，以意识形态内容教导年轻人，给各行业输送工具型专业人才（又红又专）。高校数量、规模得到大幅度发展，但体制和文化却在僵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

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大学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统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尽管这种信仰曾维持它的廉洁，现在却为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关系所腐蚀，学术发展的需要让位于封闭式关系网的利益分配。

在文革的政治狂热中，大学的科学文化功能完全失效，连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取消，以极左意识形态来代替现代文化，以群众运动代替大学运动，甚至将偏远乡村乌托邦化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并在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它自上而下对于社会的文化辐射功能苏醒过来。高校规模扩大，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学术氛围，学科渗透，综合素养受到关注。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文化，所谓科研要么在既定概念体系里游戏，要么限于运用知识和技术为具体的经济需要服务。

高校的工具性地位没有改变，只是由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而且意识形态的弦也一直绷紧着，成为保守和激进、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两种倾向撞击的是非地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灵教育被实在太老的意识形态老婆婆管着，没有新文化建设的一线生机。文化中心的理性、宽容、多元、创造性特征未能体现出来。大学的畸形发展表现在：

一、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只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的现实需要的机构。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或者极左思维横行，或者实用主义迷漫，与意识形态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联系。

二、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螺丝钉），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三、高层次的研究与创造由缺乏活力的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去做。大学只是单一的教育机构，丧失文化创新广泛基础。

文教领域及大学里官僚化同样严重。大学也成了衙门，缺乏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连个大扫除也要当官的点头。官僚们主持着经费切割、出国名额的分配，沉迷于迎来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与奖金发放，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办学方向，学科建设，机遇竞争。他们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把私人的算计悄悄塞进体制里。尽管人力物力资源相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严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阶层的利益分配中却有声有色。

这代高校官僚的许多人是从政工和行政两条线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风雨中长大，经历了由意识形态狂热，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机钻营的全过程，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练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俩和一身官僚主义的轻功。

有的人有着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面纱，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专事投机钻营的政客，既无忠诚的信仰与理想，也放弃了严谨的学问与思想，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虽成不了暴发户，但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仍旱涝保收。

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是维持稳定，有这一柄尚方宝剑，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证他头上不出乱子，官就能当得稳。反正办学没有硬性的效益指标。这不仅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吞食着任何有生机的文化生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员工心思不在学生需要、项目进展上，上下班开口就是钱、权、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学术活动没时间搞，但餐馆、娱乐场所却高朋满座。最绕舌的人，最闲着没事的人，最厚颜无耻的人，却往往是最得实惠的人。

中国特色的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侵入并支配意识形态，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也瓦解了现代民族精神。

这些年里，本来应当冲在时代最前列的集团军“靠边站”，甚至被“看不见的手”拎着耳朵走。中国大学在市场化大潮中倍受冲击的窘况，远非人才“外流”与“南飞”等外部表象所能形容，大学精神的失落才是真正致命的。

由于体制压抑，人际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另找出路。到了新单位，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人相处，熟悉复杂的人情世故。除非已有某种筹码，被确认为高级人才，新来者总是处身于最底层，面对各色人等的关怀、同情、怜悯与轻蔑，坚守自己是艰难的。学术文化界的不正之风即缘于此，不仅导致了人的压抑、封闭和不得已的流失，而且形成了大学权力的封闭交接。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和竞争中，企业职工普遍面临下岗情形。在高校里，那些不敢出去，或者在外面被淘汰的家属子弟龟缩里面，当避难所。他们造成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管理紊乱。一些人占据学校资源，掠夺教师的福利待遇。

多数行政和后勤人员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任何追求，由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人格地位较低，所以许多人需要以无形的方式寻找补偿，能捞什么就捞什么。他们对教学的干涉却无孔不入，常常为了体现和验证自己的面子，不惜让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腿都跑断。师生本是学校的主人，却得罪不起普通的行政人员。学生更是背气，见谁都得毕恭毕敬，无一得罪得起。

从食堂的师傅到看门的大爷，通常都是权势人物的“关系户”，这造成了校园恶劣的人事关系。后勤部门正式职工多是家属子弟，许多人根本不干活，指手画脚，在家拿工资，房子占几套。真正干活的是从外面招聘的待遇极低的临时工、合同工。

正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及老板问题是改革的关键一样，大学的办学主体问题也是改革的关键。随着意识形态淡化而彻底官僚化的官员，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国有经济的困境，同样也使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陷入困境之中，严重弱化着中国未来精英的基本素养。虽然文教事业的问题不如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那样扎眼，但对于民族的危害远远超过后者。

企业搞不好，开始不着急，反正是国家的；但企业要垮了，总会有人急起来。大学办不好，不像企业那样可以从经济效益中反映出来，不直接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妨碍官僚们经营自己的权力体系，可能永远没有人着急。

学术文化为经济市场、政治宣传的当下需要服务，就没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探讨。由于80年代自由化反自由化的恶性循环及周期性学潮，为了稳定的考虑，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扼制，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离改革浪潮的冲击。

大学也因此更容易成为逆反情绪的聚集中心，而发泄情绪，同样是出于特定政治情结，当然也没有独立的创造，没有思想的生命力。静态看来，教育官僚体系维护着大学稳定。但动态来看，它又是制造、挑逗、激发、放大不稳定因素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