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大学运动引导了20世纪中国的最后辉煌：邓小平设计的经济特区充当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邓小平时代的起点，也与大学相关。一方面，邓小平以精明的政治谋略掌握党政军权力，另一方面，他直接分管的却是文教工作，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最有影响力的战略措施无疑是大学恢复招生，大批优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提升，立即形成最具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改变了社会文化生态，改革开放进程也获得了智力与人才的保障。
因为毛泽东留下的是政治与教育结合，务虚和务实统一的体系，所以邓小平深谋远虑地从意识形态着手，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取得了指导思想的主导权，并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赢得了科教文艺界的广泛支持。
2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特殊背景下具有准大学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意识形态讨论以及人们熟知的“猫论”、“不争论”、“管用论”的根本意义不在理论，而在实践，旨在结束教条主义的神圣权威，为新的实践探索开辟道路。
这场讨论带来了思想领域的一阵繁荣。但它只是抛弃了旧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没有进入理论的深层，建立新的思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式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思想文化领域没有深刻的创新，更没有形成文化建设运动。
在完成政治权力交替后，思想者就昙花一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理性思维本身甚至也沉默了。讨论者多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党政干部，他们没有融入创造性的大学文化中，没有人成为真正的思想家。许多人转过去成了意识形态的看门人。
80年代中期后，思想解放与政治权威出现裂缝。人道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反思被迫中断，失去文化头脑的意识形态专家回归保守。随后是“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长期拉锯，造成人们理性思维的空白，思想文化的贫困，民族精神的消沉。
思想一旦解放，却又没有自己真正的建构，就只有跟着感觉走，摸石头过河了。免不了随波逐流，为外部强势文化及其物质力量所左右。在经济－政治二维的改革思维之中，文化市场化，西方及港台的消费娱乐文化大举入侵。
经济特区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对于社会的引导，完全覆盖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对现代文化建设既有推动，也有倒退。教条主义理论作为形式上的对立面，反而有了维持下来的理由，万不得已时还得回到旧的窠臼里，虚晃一枪后再折回来。
邓小平注重科学、文化、教育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意义，强调要放在优先发展地位上。1989年春他说，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而在此之前10年，教育部长蒋南翔就说：建国30年来，对文化教育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吃了大亏。
又是10年过去，文教事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附庸地位却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虽然科学被从文化里单独拿出来，并与技术一起列入生产力的范畴，但科学脱离它所寄寓的文化教育母体，不过是低层次的技术手段而已。真正的科学精神，独立的科学探索，在中国并没有立足。直到近年来，虽然一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文化繁荣，教育优先发展，却总是落实不到操作层面。
文化观念的矛盾，表面上可能很尖锐，并不总是涉及利益冲突，多是一阵情绪，在开明、宽容、理性的交往氛围里，并不直接造成社会对立。可是，为什么改革开放恰恰要反对争论呢？这里有一个中国人从古代、近代到现代都难以走出的观念陷阱。
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界标志，是社会变革的顺序从器物→制度→文化，反转到文化→制度→器物。现代革命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开始，但改革开放却又回归近代史的逻辑，即从经济变革开始，由此影响政治与文化变革。这归因于以下因素：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外部传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毛泽东将它作了中国化的改造，但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由于理性思维缺乏，难以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化、非理性化倾向，总在极右、极左间来回振荡。意识形态及其支配的思想文化界在长期封闭中造成了偏执、敏感、空洞、狭隘，在这里要寻找理论自身的建树是极其困难的。
其二，以意识形态信仰为核心凝聚起来的政党，是现代历史进程选择的组织化力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整合的政治支柱和权威中心。官僚化的意识形态及其支配的思想文化教育界，渐渐成为保守力量的焦点，一旦触犯，火药味比直接经济利益还大。因此，聪明的办法是用传统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维来搞经济建设。况且新的探索是摸石头过河，也没有理论可说，道理也未必讲得清楚，只有干脆“不争论”，绕开走，只干不说；必要时表个态，实际操作的逻辑心照不宣就是了。
其三，文化建设需要比经济特区更加宽容的政治基础和慷慨的经济保障，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要有根底深厚、视野开阔的文化精英引导。然而，中国缺乏驾驭全局建设性的思想文化大师。在正统意识形态内部，也曾形成一批思想反省和建设的力量，但他们地位低微，还没有充分展开，就被教条势力认定为“精神污染”受到粗暴扼制。这使意识形态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能力，不可能充当改革先导，在关键问题关键时刻上只能干脆靠边站，顶多放放马后炮。
其四，8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界新生力量普遍受到政治压抑，知识界纷纷脱离正统意识形态体系，又盲目引进并崇尚西方思潮和价值观，造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恶性对立和长期拉锯，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周期性学潮。结果文化建设总是一片狼藉，如被严霜覆盖，完全萎缩下来。人们不得不经常牺牲文化建设的有生力量，去照料意识形态。
其五，经济改革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它能带来眼见为实的效益，而且经验允许拿国外现成的模式作参照，又有本身看得见的物质成就作为支持。虽然也有矛盾的激发，但都能获得政治上及时而合理、务实的疏导和解决。于是形成现实的社会潮流，大批知识精英在绝望中也只有纷纷弃文下海，寻找出路，文化、教育、科学只有进一步失血了。
除了上述现实因素，要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直接启动全面的现代文化建设，还有心理背景上的障碍：一是文革的记忆造成务实的改革家对文人摇笔杆子的不信任乃至轻蔑的态度，对大学生政治热情的普遍戒备，使意识形态过于敏感，削弱了思想文化的核心或前沿地位。二是传统官本位之下，政治直接管制文化，文化聚焦于政治，容易造成相互的偏激和双方的紧张。三是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习惯性的庸俗唯物主义思维，只看见眼前的、有形的物质利益，却无视长远的、无形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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