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运动积淀了20世纪中国崛起的推动力：蒋介石支持的战时大学培植了成熟的学术文化
抗战爆发后，高校被迫内迁。当时有一种“战时教育”的舆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教育就以民众为对象，以当时的社会情形为教材，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
对此，一批有识之士却表现得十分冷静而理智。胡适说：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也劝导学生不要为外界浮言所动：“救国有心避危无术”的观念，是亡国的观念！有一点事就栖栖皇皇，是我们气衰力弱的表示。至于想活动活动，做做小领袖，而借此以“夺取民众”，更是极可笑的观念。
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也指出：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
一位叫吴景宏的作者说：无计划地使青年尽上一士兵贡献，那无异是大学生等于中学生，未免浪费过多。因为一个大学生去当兵，其效果尚不及一个兵；反之，在科学上未出路，其效果有胜于十万兵时候。若学生都参战，教育本身动摇，而且无作战经验，冒失地跑上前线，岂但送死而已，还妨碍整个军事。即令学生确能胜任，然在他人也能做时，为何一定要学生去？
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平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无人可用之危险。因此，他主张在战争发生时要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危城讲学，百年树人。
蒋介石全面提出了“战时教育平时看”的观点：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的正规教育的方法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教育的方法呢？……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面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全部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赶出来，送到另一种环境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对此，共产党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评价说：过去一般教育学术界的最大弱点，就是还不能充分把握抗日现实，还不能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的相结合，使书本与现实溶合为一；甚至故意逃避抗日现实，……千方百计阻挠青年学生思想之发展。
社论提出不同的教育学术的总方针：必须着重加强国防力量之培养，增进抗战建国人才之造就，彻底实行国防教育政策。……必须付与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有勇气去面迎现实，去把握现实，改变学校的课程、教育方法，加强国防科学的研究，打破一切把科学与抗战建国分离的现实。社论提出改进的意见：学校教育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须以少而能精为原则，以速成而能实用为原则；教育方法应该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应以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为原则；学术研究方面，应该真能集中在目前抗战建国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加深研究，真能去发现新的材料，真能去完成新的发明；真正用孙中山先生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理想去教育青年一代，激发他们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斗的牺牲精神。
为了保存国家后备实力，国民政府以极大的代价，全力实现了绝大多数高校的内迁。据统计，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和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都移居到了大后方。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先后实行贷金及公费制，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战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
八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
内地的大学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奇缺，住简陋的民房和破旧的寺庙。尤其在1940年，日寇完全封锁大后方通往境外的陆海交通之后，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物价飞涨，师生们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教授们都不得不兼课，写稿卖文，甚至摆摊卖东西。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特别起劲，学生学习特别踊跃，以此警告敌人，中国的文化不是其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尽管国民党的方针维护了旧的教育目标、教育体系及方法，但这种政治与教育相对分离的大学模式，恰恰是在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之外，保留了一个独立文化空间，造成知识传统与政治现实需要的相对分离。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我们耳熟能详的如苏步青、华罗庚、茅以升、竺可桢、周培源、吴大猷、严济慈、卢嘉锡、李四光、王淦昌、王力、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贺麟、汤用彤、陈寅恪、钱穆、朱光潜、金岳霖、马寅初、徐悲鸿等等，创造了大后方科学文化的空前繁荣。
1937年平津沦陷后，流亡中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教育部的主持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春天，临时大学迁往大西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湘粤黔滇旅行团，两个多月间徒步跋涉3360华里，抵达昆明，与绕道香港、越南入滇的其他师生会合。于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西南的穷乡僻壤中，诞生了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成为自由知识分子阵营的典型。
平时，三所大学说合就合是很难的。但国难当头，人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把个人的、小圈子的利益和狭隘观念抛之脑后，真正表现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尤其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的精诚团结，三个学校合在一起，短长互见，可以取长补短，而人才集中，达成的优势为任何一校所不及。大家彼此竞争，不仅希望个人好，而且更希望别人好。
正是这种空前的民族团结，形成了西南联大校训所规定的品格：刚毅坚卓；体现了校歌描述的悲壮情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中兴业，需人杰；从而培养了支撑中国几十年建设的大批文化、科学的栋梁之才。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冯友兰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自由知识分子传统没有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但它渗入国、共两党各自的体系之中。它的理性与良知，在后来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瓦解过程中，无疑充当了颠覆者的角色。它所积淀的深厚学术资源，融进新中国建立后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文化、教育、科技重建的核心力量，其业绩尤以“两弹一星”为代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不幸瓦解了。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虽然得到一定的恢复。但在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古典精神难以延续，现代理性文化亦未能建立。
一批人流向海外，在华人世界中形成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科学精英，及其他以弘扬中华传统为使命的文化精英。
| 关于腾讯 | About Tencent | 服务条款 | 广告服务 | 腾讯招聘 | 腾讯公益 | 客服中心 | 网站导航 |
Copyright © 1998 - 2009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
| 腾讯公司 版权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