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亲师”代表的中国政教合一传统：孔子，董仲舒、宋明理学到曾国藩的教化思路
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静态结构上是集权政治，历史演变上则是改朝换代。一部中国历史，表面上只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政权交替史，成者王侯败者寇；历史只剩下政治，政治只剩下权术；老百姓更只有日常生活的技艺，文明进化似乎终结了。
这个文明之所以能在循环中保持延续，因为其中有一个文化核心，维持着它的生命。传统道家、佛家是出世的，佛寺、道观没有支配世俗生活的权威，但对文明形成缓冲和冷却作用。主导着社会秩序与价值的是儒家“天地君亲师”的政教体系。
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本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相当于校长吧！生前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穷困潦倒，凄凄惶惶，知其不可而为之。死后两千多年一直被崇尚为文化圣人，也是因他的学说，他的师道的缘故。
秦始皇用法家手段统一了中国，以严刑峻法维持统治，企图开万世基业。他蔑视儒家学说，而且还实行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政策。但极端急功近利的政治功利主义遭到了强烈的反弹，结果二世而亡。
汉初统治者汲取教训，改行道家清心寡欲的“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让民休养生息，天下太平，人给家足。此后，统治者才懂得，民心教化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政权的稳固要得人心，顺民意。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逐步凸现出来。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教化百姓。王霸兼施，振武并疆，实现大一统。以天、地、人、阴、阳、金、木、水、火、土等概念建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给儒学以本体论外壳，确立了政教合一的理论基础。
“儒”其实就是教师，享有“天、地、君、亲、师”并列之尊。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文教部门都由具有特殊资格的绅士、大儒掌管。这样，与皇权至上的政治相配套的儒家伦理体系被固定为主流文化，成为文明教化的权威，覆盖着全社会。
平时，政权体系需要借助于社会的道德教化维持秩序。改朝换代时，伦理教化对于社会重建的作用尤为突出。
宋明之际，儒学融合了佛、道思想，把具体的“礼”诠释为普遍的“理”，形成理学。朱熹建立以理（太极）为宇宙最高本体的思辨体系：理借气而存在，气派生万物，理即随气进入物中，物中之理经过格物穷理的环节，向自身复归。
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人对天理的自觉就达到人伦的自律，获得主观能动性，从而给人伦道德关系以本体论的确认。由内圣而外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一步巩固了政治道德教化的政教合一理论体系。
王阳明则以心学取代理学，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心是天地万物之主。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直接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人心之外的天理，对正统儒学构成瓦解之势。
传统教育体系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它可以追溯到西周的辟雍、泮宫，汉以后的太学，晋以后的国子学，大多依附于政治权力体系，难以构成独立的学术传统。唐以后兴起的书院有较独立的学术传统，但在改朝换代的剧烈社会变迁中难以延续。
科举制度是影响社会结构最关键的文教体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学。自汉代形成以来，一直是传统社会的结构核心，社会运行的稳定保障。每个王朝建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开科举，笼络天下人才，沟通新政权与传统文化的血脉，以取得文化合理性，并在广泛的社会认同中获得智力资源，使政权体系得到稳定和充实。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也汲取了它的合理因素。
科举制度把大学传统放之于民间教育而不是国家机构里，但以儒家伦理哲学来贯通。“大学之道”集中体现为《礼记》里的概括：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大纲领，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大条目。
清政府取消科举制度，一是因为科举方式本身与整个社会结构一样陈腐和僵化，二因为科举体系的文化内涵受到日益旺盛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但是，这一运行了上千年的制度突然取消之后，却没有一个成形的教化体系取代它，造成了社会文化的空白，旧政权的精英流失，人心涣散，凝聚力瓦解，逐步失去了它的合理性，从而加速了整个体制的覆灭。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机构，而且应是讨论政事、检举官吏、指导舆论、代表民意的机关，以达教化天下、淳化风俗的目的。他不满“天下之是非出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责以为非”，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主张建立中央太学，普及地方官学，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拥有巨大权威，不由官方任命，而由民众推举。
与现代众多杰出人物一样，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敬佩曾国藩。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的境界比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高（“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位文人出身的湘军领袖，军事才能并不突出，但他具有深厚的传统理学根底，掌握了“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他治军强调精神教育，以传统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训练出一支精悍的地方武装，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曾国藩的对手洪秀全，只是简单抄袭西方来的“拜上帝教”，找不到中国人内心的文化根基。尽管初期势如破竹，占得半壁江山，随即出现外来概念与传统思维的分裂，抽象理念与现实利益的冲突，无法应对不断的腐败与内讧，最后崩溃。
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作为传统中国政治家，其老道的见识与圆熟的韬略，不只是年轻冲动的光绪皇帝不可比拟，也是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孙中山所不能匹敌。他们是生不逢时，如果不是处在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变故之中，按照传统的成王败寇的逻辑，他们的历史形象完全不会这样臭名昭著，他们可能在成功后大肆张扬崇孔祭祖活动，给自己抹上“神圣”的光彩。
然而，传统的伦理教化体系再不能构成新的社会权威了，这就决定了慈禧和袁世凯这类“权术大师”身败名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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