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尴尬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在意识形态的稍微松绑之后，旋即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旋涡。只有民间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还记得蔡元培和他的大学理想，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是“人力资本”加工厂，与赢利性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就可以“产业化”。
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八十年代的校园风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跑步进入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商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这些专业和这些专业的带头人因此占据大学里的主导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在以“经济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穷经皓首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不仅遭学校冷落，也遭学生冷落，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导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修养的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读闲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人再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普遍的精神症状。
在另一方面，“政治正确”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痼疾日趋恶化，政府办大学，行政代学，官僚治校等“官本位”习气在本应该相对洁净的大学校园里蔚然成风。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有学问的教授的大学里的地位也是相当之高的，“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并且“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
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分开，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是政治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并不是决定因素，反而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要仰这些人的鼻息。本来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为“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准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管做得越来，学问自然就越多，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认真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准备“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而仅仅是评职称、申请住房、争取进级的售价筹码。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谢泳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谢泳先生还是太天真了，今日的教授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面对大学校园里已经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真令人忍不住要发出顾亭林所谓“亡天下”的感慨。
反思：回归古典的大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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