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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已无蔡元培

http://view.QQ.com　 2006年07月07日10:58 　南方报业　韩水法　评论0条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止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了。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这里的危害在于：行政权力与学术的外在价值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可以相互转换。

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控制力和影响的，这一点原本就是教育与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逆向的转化是不允许的，它是反教育和反学术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教育与学术之所以为教育与学术的不可突破的界限。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转化已经司空见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可以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标准等等，举凡掌握在这样一个行政体系之中的一切，大体皆在可以转化之列。

作为这样一种行政控制体系的必然结果，学术寡头也开始出现，并且由于这种体系而得到制度性的保障。与西方的大学体系相比，即使与那些受到政府直接而强大的管理的国家的大学体系相比，中国现行大学体系和其他学术体系之中的学术寡头，有更为强力的行政力量为其依凭，从而获得对许多学术资源的垄断性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学术寡头，其所具有的学术成就和造诣远称不上学术权威，而却通过上述那个行政体系依靠非学术的因素获得巨大的学术控制权。

这里不妨在比较的视野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概括一下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权力结构的特点。一般而言，中国大学权力结构既具有欧洲大学的特点，也具有美国大学的特点，然而，不幸的是，是更多地具有了两者的缺点。

就欧洲的制度来说，政府在许多方面对大学的直接管理，学术寡头，大学之间缺乏特色、竞争和分工，这些正是中国大学既有的或正在形成的通病；而欧洲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的完全自由、教授颇高的地位和决定权力以及校长由教授和其他相关人员选举产生，则是中国大学所缺乏的。与美国大学体系相比，在大学内部和外部，教授相对较低的地位，校、院与系较强的行政权力，美国大学的这些特点中国大学无不具备；然而，董事会管理方式，从而使大学行政权力有其明确的来源，大学行政官员具有明确的责任，受到章程和董事会的明确而有效的监督，基本学术单位内教师的平等地位，教授在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决定性权力，强大的教授组织，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学的分工和特色，大学自身的严格的学术和道德标准和荣誉，大学强大的筹款能力和社会化的从而多元的经费来源（无数的基金），这些优点又是中国大学体系极度缺乏的。

尽管不能说中国大学界以及学术界的所有弊病都根自这个体系，但是，后者无论如何也是那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大学领导人既是行政任命的，而且实际上在有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远大于责任，所以几乎看不到为自己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挺身而出的校长。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

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陈：“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望东方周刊》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同一个报道中，作者还指出：“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

道德委员会之所以软弱无力，甚至最后也行“暗箱操作”的矛盾之举，关键在于，它也是上述那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让这个体系自己来对自己做道德监督，除了搔痒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效果呢？因此，这个报告的最后建议仅仅局限于建立依然从属于那个教育与学术行政体系之内的官办的专门的监察委员会或办公室，真是让人顿生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感叹。当然还有虽然妙却更无济于事的建议：“大学校长尊严奖”。（《中国青年报》二○○五年二月二日）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或许能够造就个把“英雄校长”，但中国大学校长的绝大多数对此大概只能苦笑一声，因为他们都是明智的。在这里，令人可怕的是我们时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体系，而令人悲观的是人们的思想也被圈在这个体制里面，无法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这个真正的突破口就是中国大学以及相应的学术机构从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这个行政体制就应该去履行它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责，这就是建立中国大学和学术的最基本和最必要的规范，并且确保这些规范得到遵守。大学应当是自治的，大学的国立性质与自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大学的真正自治，是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步，自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自治的教学和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充分的自为者，不仅有建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的必要，而且也有联合其他大学共同捍卫大学的声誉、学术和道德标准的动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大学和学术界种种腐败以及更为普遍的灰色学术，才会失去所以滋生的土地和庇护的依靠。中国大学就能走进它们从来就没有进去过的象牙之塔。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无需规范，抛却一切制约，相反，在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后，它应当受到法律、社会、其他大学和大学内部中坚力量即教授更为有效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其他群体如学生等等的约束。然而，这些积极约束的前提乃是大学实际的自治。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因此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大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因为一个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水平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思想、知识领域可以达到多高水平。

大学自治的时代倘若能够到来，大学改革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事情，“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问题，而不再是使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尴尬和愧疚不已的社会问题。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大学所能迸发出的创造性是人们现在所无法估量的。蔡元培依然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然而当他的原则付之实现时，人们不必拿他再当旗帜来挥舞。

世上已无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