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现象存在的理由。在国情的理由之下，似乎没有公车公务人员就无法办公，没有公款吃喝就办不成事情，已经成为人们默认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国库的账目上堂而皇之地开列着这样的支出项目。事实上，这些以国情特殊的理由存在的现象，在世界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公款吃喝，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公车还可以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务人员收入低作为勉强搪塞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个理由也完全不能成立。
即使是再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务人员的收入也都经历过我们现在这样的阶段，但在那时候，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多的公车，也没有出现没有公车公务人员就无法办公的现象。就是今天一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也因养车不划算而用租车的方式解决接待用车问题。
因此，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国情特殊的含义，无非是说，过去存在的事实就是现在存在的理由。甚至是主张对此进行改革的人，也无奈地主张慢慢赎买才是明智的策略。而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国情又成为扭曲改革的理由。以公车改革为例，就是这样一辆小小的公车，到今天为止已经改了整整12年。不同的方案，不断的试点，结果公车不是改得越来越少，而是改得越来越多（采购量每年以20%递增）。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徉一种现象，官员们钱照拿，车还是照坐，两头得利。甚至将高额的车补变为公务员变相涨工资的一种手段。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具体评价上述接轨或照顾国情的举措谁是谁非，而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中，接轨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照顾国情又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在“接轨”与“国情”间的选择？在“接轨”与“国情”间的选择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接轨”与“国情”的选择，已经开始具有一种利益关系甚至利益分配的含义。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接轨”与“国情”的问题，主要是取决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取决于对可行性的权衡，取决于对总体利弊的考量。但在今天，“接轨”还是“国情”的问题，已经开始成为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对象。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接轨”还是在“国情”中，总是有强有力的利益群体的身影存在。在油价的接轨中，是超大的石油企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在信用卡收费中，则是银行和银联。这些利益主体，几乎都是大型垄断集团。反过来说，用“国情”来规避变革的，也是与相关的利益主体密切联系在一起。“三公”的问题之所以一直改不动，甚至变本加厉，而且一改革就走样变形，也是与一个强有力的利益群体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看到，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而这种利益博弈是在利益主体发育非常不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对“接轨”与“国情”的选择成为利益争夺的一种手段。与国际接轨对自己有利就实行国际接轨，尊重国情对自己有利就强调国情。甚至有人说，牟取利益时使用国际惯例，逃避责任时使用中国特色的国情，这是既得利益者的利剑和盾牌。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防止社会严重不公的办法之一，是防止各种趋利与弊害的手段过于集中于某些个别的群体或个人手中。当我们要建立一个利益关系比较均衡的和谐社会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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